梁启超请辞司法总长照准后，袁世凯考虑到梁启超的威望及舆论，又给了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职位。满腹牢骚的梁启超或许出于对币制金融改革的浓厚的兴趣，居然也接受了。在他给梁士诒的信中说：“币制一事，生平即略有研究，颇思乐观其成。”
近代财政思想史上梁启超的贡献是巨大而独特的，这表现在袁世凯当国、共和宪政已被破坏殆尽之际，梁启超从国计民生着想，把金融币制改革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并据此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而最后无法实行，则不是梁启超之故。读者或梁启超的研究者的扼腕叹息是深长而复杂的。但至少包括了对梁启超博学多才的敬佩之情，甚至会发出感慨：这个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学问门类中，哪一门哪一类是梁启超不曾有过研究的呢？
1914年3月10日，币制局开局，梁启超就职。随后即撰写、草拟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文章、条例，计有：3月撰《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4月拟《银行制度之建议》；7月革写《拟参采国民银行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拟整顿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8月《拟铸造镍币大纲》、《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9月《拟推行国币简易办法》；lo月《整顿造币厂计划纲要》、《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
如果再加上梁启超于币制局总裁任上前后著作的《币制条例理由书》、《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便构成了梁启超完整的金融理论及改革思路。
可是梁启超依旧不能有所作为，当国者没有人对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有任何兴趣，他们想的、护卫的只是手中的权力，有权便有一切，改革币制干什么？
袁世凯给一个闲差，首先是为了面子，其次这个老谋深算的大总统对杨度说过：“梁任公爱文章不太爱钱，让他印钞票去吧。”袁世凯也担心这个总裁给了北洋系的人，会把新印的钞票用大汽车拉到兵营里挥霍掉的。
梁启超在币制局总裁的任上还是无所作为，他最后不得不承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关于币制金融，梁启超自认：“夫以吾之摇笔弄舌，以论此项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终于笔舌而已。”
1914年底，梁启超辞币制局总裁，在清华园里度过岁末，接着将北京旧帘子胡同的家搬到天津三马路。
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于《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宣布脱离政界退回言论界，言辞恳切，似乎意犹未尽，读来却是满篇对于政治的失望和伤感。
梁启超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也”。梁启超还回顾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之际，“重以友谊之敦劝，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问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企图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则实在是“痴心妄想”。
脱离政治，实质上就是脱离袁世凯，梁启超已经感到“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却又怯于反袁会助长革命而沉默着，在天津主持《庸言》报，并出任中华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杂志主编。袁世凯不想让梁启超做一点实事，却又不愿梁启超真的离他而去，还缠着梁启超要给他办报的经费。梁启超一回清华园，便会有夏寿田派出的人手持大总统请柬到访，无非是请客吃饭之类，梁启超只能谢绝，从联袁拥袁到脱离袁世凯，梁启超已经看见“举国沉沉，悉含鬼气”，因而告之社会：
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劂，学义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梁启超的这一举动不是发生在漂泊流亡的海外，而是满怀壮志雄心地归国之后，“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笑”。失望沉重得像山，压迫着一向达观的梁启超。
蛰居的时光，却也过得很快，无论是清华园或天津三马路住处，梁启超几乎谓|绝宾客，不谈现实政治，只是埋头著述。
不谈又谈何容易？不谈并非不想，这京津两地，历史铺陈着昨日的呐喊、朋辈的缸迹、逃命的仓惶，岂能一忘了之？至于欣然归国，轰动朝野，京津人士之欢迎，接连不断之宴会，组织进步党，选袁世凯做大总统，跟着熊希龄一起辞职，一样难忘！多少救国救民的宏愿，曾于深夜、黎明，怀抱希望而见之于笔端的大政方针付之流水了。宋教仁就能轻易忘记吗？否，这个精悍而又坚毅的湖南人，对民主宪政之热情追求，是与梁启超齐名的，虽然党派不同，政见有异，却于今日更明白惺惺相惜之理。
然而梁启超所寄身的国度也罢，地球也罢，都是不平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正在远离中国的欧罗巴洲(欧洲)弥漫，人类分成对垒的两个部分，以各自的血肉之躯武装着枪炮、装甲和飞机在厮杀。
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每天阅读从欧洲传来的战讯，并通过自己渊博的知识，对各个参战国历史、文化、地理等综合围力及民情的分析，作出了是次战争一些战役的大致无误的判断，但梁启超预测一次大战将会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却和最后的事实大相径庭。不到一个月，他写出了激动人心的洋洋6万余言的《欧洲战役史论》，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
欧洲的军事观察家们惊讶地注意到了梁启超的文章：“这是那个维新变法的梁启超吗？”
“正是。”
“当初变法失败，他何不统兵而起呢？他很懂军事，不要说慈禧，就是袁世凯也打不过他。”
“他没有一兵一卒。”
“可惜！可惜！”
这番话传到梁启超那里，梁启超自蛰居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也笑了，更使朋友们惊讶的是梁启超笑罢道：“我且作狂语，笔下能有千万言的，也可带千军万马！”众人愕然，只有蔡锷会心一笑。
梁启超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外～个预言却是极有见地的，即无论战局如何变化，均会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它将刺激中国注意世界形势、大国格局之变化，对比自己，以图进取。
清朝已经结束的中国，依旧是弱不禁风的病民病国。
战争，从来就有它的另一面：骁勇驰骋、宁死不屈，体验残酷与死亡中的奋起。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便相随相伴着，一部战史往往也是一部英雄史，一个在战争上屡屡败退的民族，将要元可奈乎地从一切方面败退下去。
“我们还敢言战吗？”梁启超自言自语。
继已经写成的《欧洲战役史论》之后，梁启超还拟写作的有《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战争哲理》等10本丛书，当时的读者或舆沦界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梁启超的新作新论，尤其是《战争哲理》，人们无法想象梁启超将如何去写战争的哲理或战争的哲学思考，但人们却知道梁启超笔下总有不一般的风采，总是不同凡响。
可是，眼前的中国时局的变化．使梁启超独坐书斋研究世界战争的可能又成为遥远了，亡国的危险再一次呼唤他站到了舆论界的最前列，他不能不重新谈政治了，因为对时势骤变惊涛骇浪的挑战，他保持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兴奋点，更何况中国的民众也在期望着他。
“不能再坐而论道了！”他对夫人李蕙仙说。
“官可是做不得的。”李蕙仙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能做，袁世凯要卖国了，吾当击碎之。”
夫人深以为是，赞许地一点头。
袁世凯总统独裁既定，种种复辟迹象表明，再往前一步就要做皇帝了。而日本看透袁世凯无心于国事，趁欧洲列强火拼之机，侵入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走出书斋，梁启超不能再沉默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梁启超仰天长叹。
中国不得不面对日本，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中包括野蛮的占领、灭绝人性的屠杀可谓罄竹难书；而在这一反抗与斗争的过程中，也生动地显现了中国人的众生相。
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际提出的“二十一条”，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旅大租界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需聘用日本人为财政、军事、政治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与日本联手合办等。
日置益为了诱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曾表示：“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
日本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管道，在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袁世凯正处在恢复帝制的初期构想阶段，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当然极想得到世界强国的外交支持，因而，当日置益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会见时便直言不讳了：“中国如改换国体，日本将支持。”
现在，袁世凯面对的是沦中国为日本附属国的二十一条，是由经济利益发端进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本想秘密地私下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哪想到小日本竟然要鲸吞一切！
袁世凯不能不有所考虑，并命令夏寿田“所有帝制之论一概停止”。经过再三权衡之后，袁世凯还是想在老百姓面前有所表示，便暗中策划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全国，声称：“拒绝二十一条，不惜一战！”
袁世凯早已为日本人摸透了，知道他这一手是做样子的，日本政府电告日置益：
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袁世凯犹豫过，最后却还是重开秘密谈判。
袁世凯毕竟是西太后的宠儿，他要把已经残缺的主权继续出卖，对内独裁、专制，对外献媚、投降，对他来说十万火急的是赶紧登上皇帝宝座。
1915年4月，当中日双方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最后阶段谈判时，伦敦《泰晤士报》率先披露了条约的全部内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以及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愤慨与反抗。反日浪潮席卷全国，游行示威、抗议演．说、抵制日货遍及海内。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呼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
蛰居天津的梁启超在得悉“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怒不可遏，毫不犹豫地中止了《战争哲理》的写作，而漏夜命笔连续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一系列文章，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批驳日本侵华的种种谬论。
日本强加于中国“二十一条”的最荒谬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梁启超指出，如果日本不去侵略别国，东亚和平本无所忧。其时，美国无意扰乱和平，德国在东方已成强弩之末，且欧战正烈。梁启超写道：“日本人宁不知德国在东方之战斗力已扫荡无余，难道德人在欧战期间能有力以复攻青岛、有力以复夺胶济铁路？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目的不过是想趁欧洲列强拼杀之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人，强占中国的利益，“攫取优越之权，使彼等立于他日不能竞争之地”，进而“谋蹙我于死地”。
生活在20世纪末年的年轻一代总是无法理解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顽固以及狡辩，置铁一般的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不顾，反而口出妄论等等。其实这是一部分日本人的传统，这些蛮横的侵略者早在抛出“二十一条”的本世纪初叶，便对着被他们屡屡宰割的中国制造再一次侵略的借口说：“中国侮慢日本。”
梁启超反问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耶？推挹之言，良不敢当。若云无诚意耶，则客观的论评，吾侪亦何能以主观的自为强辩。抑吾闻之，唯以诚感人者始以诚应。假膺惩之手段以致人之诚，吾未之闻也。”
中国人中的不忘国耻者始终不敢轻信日本人，那是因为中国血泪斑斑的近代史的相当一部分是被日本侵略，是当国者的怯懦退让，是子民百姓的奋起反抗。日本人出兵攻占青岛，理由是为“保全中国领土”，这不能不使梁启超正告日本当局：
国中多数人民观日本近日举动，恒窃窃私议日：日本人果欲友助我中
国耶？抑欲翦灭我中国耶？
梁启超并且指出，如果日本一意孤行，“若必逼吾国使出于铤而走险之一途乎，则吾国必为玉碎，而无复丝毫瓦全之希冀，自无论矣。”
梁启超的言论戳穿了日本人的谎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在这“二十一条”秘密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当局及舆论所怕的不是袁世凯手中的枪，而是梁启超手中的笔。
《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一发表，日本的官员、文人接踵前往天津拜访梁启超，说是叙旧其实是企图收买。
梁启超对日本人说：“尔等视大和民族为大和魂，我视中华民族为中华魂，其理相同，梁启超何等人哉？或毁或誉均是等闲，唯中国人耳，唯珍我惜我中华魂耳，果有直言且还将直言，请谅之。”
日本人悻悻而退。但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个蛮横流贯血液的鬼子走到书房门口又转身道：“君不知朝鲜乎？”
梁启超一笑：“日本侵略朝鲜，始有吾国甲午之耻，始有康梁‘公车上书’，始有百日维新，尔知否？日本视中国为朝鲜，可与日本合邦，错矣。中国固积弱日久，中国人不甘心亡国并有惊人之举，尔等似应读读中国的历史。”
日本人的造访反而给了梁启超更大的刺激，中国舆论界为梁启超欢呼：梁启超还是梁启超！梁启超回来了！
这个时候，梁启超显出了爱国的猛士本色；这个时候，也是中华民族在危急关头最需要梁启超挺身而出的时候；这个时候，梁启超联袁拥袁当司法总长时的无奈甚至猥琐，已经一扫而光了。
袁世凯自然是不高兴的，他召来杨度：
“梁任公能有一日寂寞可以不说话吗？”
杨度：“任公本已宣言不问政事埋头著述了，蛰居之后，我都很难见他。”
“近日谈锋甚健。”
…二十一条’之下，想让任公沉默，乃异想天开。”
“那么你作何想法？”
“我深知大总统之为难，然各项条款却惨不忍睹。”
“倘跟日本再开战端，是其时乎？有其力乎？得胜算乎？不求和睦，大事将一筹莫展，国体如能定下徐图进取尚有后日，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袁世凯所说的“大事”、“国体”，指的就是帝制自为，这是杨度极力主张、拥戴的，如此说来杨度觉得袁世凯之言不无道理，便默然也算是默认。
“你去跟梁任公说说，吹吹风，今后还有多所依仗之处，你就说我想跟他谋一面。”
杨度奉命赶到前门火车站坐夜车去天津时，梁启超正在浏览日本报章，开骂梁启超的同时，并称梁启超为德国人所收买，摘取梁启超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分送驻东京的各国使馆，请他们注意梁启超“袒德之实证”。
梁启超一笑，对夫人李蕙仙说：“小鬼含沙之射，我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我不言也。”
李蕙仙当然理解夫君，也只是在与梁启超对坐时偶尔有所建言：“家山国事自是立根之本，马虎不得的。”
梁启超歉然一笑：“你先休息吧。”
夫人替梁启超泡好茶，又提来一壶开水，方始离去。梁启超此刻静思默想的是一个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局在此次交涉中应负何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