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1年第04期
栏目：新才子书
作家简介：冉正万，生于一九六七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山花》副主编。曾在《人民文学》、《芳草》、《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及中短篇小说《奔命》、《纯生活》等作品五十余部。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有人醒在我梦中》，长篇小说《洗骨记》。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如果你相信我的叙述，那仅仅是因为文字，如果你不相信，也是因为文字。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还原过去的生活，而是十多年过去了，我试图将那段生活中有趣的事讲出来。那些曾经和我共事的人看了，肯定不会认可，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会被自己的意趣甚至道德感修正。正如智者所说：记忆一旦遇到当事人的叙述，就会脱离事态的真相，离虚构越来越近。因此只有对我而言，这一切才是真实的，这是生活中曾经的一粒种子，现在仍不时开出花来，有时开在生活中，有时开在写作中。
今年国庆期间，某县文学社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挂牌仪式，仪式结束后在一个小小的路边饭店吃饭。临窗落座后，看见窗外的草地上有一堆燃烧过的蜂窝煤，便起身去叫服务员用袋子给我装上几个，我一会儿带走。我强调，我要的是烧过的，没烧过的不要。饭后提上车，同行的人笑问拿去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拿去生豆芽。我刚从老家带回一点新豆子，把这些煤球碾成粉，洒上水，再撒上黄豆，要不了几天，豆芽就生起来了，捏着豆瓣轻轻一提，每根豆芽都白白净净的，在水里轻漂几下，或煮或炒，有着新黄豆特有的清香。生过豆芽的煤灰可以用来种兰花，因为透水性好，干兰湿菊，兰花根忌水。
我对蜂窝煤如此了解，是因为我当过蜂窝煤厂的老板。在十多年前，蜂窝煤是许多小城镇煮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即便后来用上液化气了，也因为蜂窝煤价钱便宜不时搭配着用。我第一次买来的蜂窝煤，是托人在医院凭票买来的。那是医院职工的福利，每月三百个蜂窝煤。我托的人是我丈母娘，她在那家医院做清洁工，和生产蜂窝煤的师傅属同一阶层，能说上话。第二次去买蜂窝煤，我向两位黢黑的师傅贿赂了两包银杉烟。带过滤嘴的银杉烟价值一块一毛钱，当时羊肉粉五毛钱一碗。两位师傅接过烟，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给我多装了半箱煤球。其实他们的牙一点不白，是贵州常见的氟斑牙，但在黑色的衬托下，白得耀眼。换句话说，没有羊肉粉价格的比照，一块一毛钱不值一提，可这一比照，连丈母娘都埋怨我：恁大方！她认为应该买五毛五不带嘴的那种。如果不送烟，是不是就买不到蜂窝煤？应该不是，马路上有推着板车吆喝的呢。第一次买煤，两个师傅脸色很正经，并且一再强调他们卖给我是不合法的。送上两盒烟，是希望他们的脸色好一点。不但好看多了，还多送半箱，还说烧完了再来。可见贿赂是生活中必须掌握的技巧，甚至是一门学问。
蜂窝煤炉子是没有烟囱的，煮饭炒菜要么在阳台、走廊上，要么在窗边搭一个台子。用含硫量高的煤做成的蜂窝煤，会把人的眼泪呛出来。医院的煤确实好，熬火，不呛人。烧蜂窝煤最麻烦的是生火，以及如何快速把它点燃。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夹上一块，去和已经点燃的人交换。我住的房子不在单位上，是农民的房子，就我们一家烧蜂窝煤。妻子经常用火钳夹上一块，去地质队的家属区找主交换，有时要半个多小时才回来。我呢，从没去换过，嫌换个煤要问这个那个，不如自力更生。我到处找发火柴，和妻子散步时就像普柳什金走在街道上一样，棍子、树叶、木块，全都捡进随身携带的口袋里。后来，我只用三张报纸就能把煤点燃。方法是把报纸团成球捏紧，点着后用吹风机对着火门吹，吹掉一个马上换第二个。这个办法快捷，不好的是吹出来的纸灰像黑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飞得满地满头都是，生火时得戴顶草帽。
把医院买来的煤烧完后，我没再去买。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叫做“一比五万区域地质调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的是通过填制一比五万地质图，查明区内地层、岩石、构造以及其他各种地质体的特征，并研究其属性、形成环境和发展历史等基础地质问题，为国土规划、矿产普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勘察、地质科研、地质教学等提供地质资料。这项工作很苦，两个人一组，拿着一张地图按规定的线路行进，走到地图边沿再间隔两百米走回来。每天少则一二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太阳和大雨都叫人不好受。有时候去农民家借宿，被子又潮又重，还有虱子。所以借宿前得好好观察，找那些房子漂亮点的。吃饭在农民家搭伙，有什么吃什么。吃了给钱，人家大多不要，但饭菜大多难以下咽。有一次吃的是包谷饭，已经凉了，没有菜，连酱油也没有。包谷饭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舌头都拌软了拌疼了，还是咽不下去。只好舀一瓢凉水，稀里糊涂冲下去，像喝药一样。就这么项工作，到一九九四年居然停了。因为这个工作不能直接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以前全靠财政拨款。当时地矿部直属国务院，谁也不知道是谁下命令不要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了。这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从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那天起，领导就是这么强调的。我所在的分队有十二人，一九九五年开春，有一半人没再像往年那样打起背包去野外，当时还没有“下岗”这个词，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述，基本生活费是有的，但基本生活费是不够基本生活的。何况谁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结束。于是有人回老家养鸡，有人倒卖水果，有人在家发愣。我和另外两个人留下来写地质报告。把已经结束的地质工作写成一本非正式出版的书，这本书只印五十本，印好后会在每本左上角盖上“绝密”二字。所有的地质资料都属绝密资料。留下来的两位是真正的地质工程师，不但学识渊博，还对地质工作充满热情。我正好相反，既不热情，对专业知识也似懂非懂。他们写了一篇论文，叫《贵州中部东西向构造带的构造形迹及历史定位》，把我作为第三作者，是为了照顾我评职称时有内容可填，可这篇论文我当时就没看懂，现在更看不懂了。领导研究决定让我留下来写地质报告，是因为我已经在晚报副刊发表了十余篇文学作品。这真是很大的误会，地质学是解剖的、分析的，每句话都要有理论根据，还要有野外收集的数据佐证。文学则是感悟的、印象似的。幸好两位同行很快发现了我的问题，不再叫我整理文字，叫我负责绘制地质图。现在用电脑，这个工作半个月就能完成，当时全凭手工，用鸭嘴笔、尖嘴笔、蘸水笔，云尺、曲线板，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十二幅一比二点五万的地质图合成到三幅一比五万的地形图上。这张一比五万的地形图印刷在铝板上，所以每一笔都必须小心。
我一边绘地质图一边谋划出路。当时最大的梦想是进报社，去报社当记者或者编辑。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梦想罢了。最有可能实现的，是回老家烤柏香油。柏树富含一种芳香烃，是制作高档香水的原料。烤柏香油不用正在生长的柏树，而是用几十年前砍伐后留在地里的树疙篼。柏树与别的树不同，越老的树，髓心长得越大，木质部永远只有五六公分厚。柏树桩不会发芽，砍掉后木质部很快就会烂掉，髓心却几十年几百年不腐。因为髓心油分重，不易吸水。那年“五一”节放假，我一个人回老家考察。“考察”，是多么酸文假醋啊。老家烤柏香油已经几十年了，考察个屁。柏树疙篼挖起来，用斧头砍成薄薄的碎片，放在一个三米高大甑子里蒸煮，这就是化学上的蒸馏。蒸馏水通过竹竿流到罐子里，因为油和水比重不同而分为两层，有经验的人能把油一粒不剩撇起来，水仍然留在罐子里。整个场面画下来，应该是《天工开物》里的一幅插图。回家第二天我就上山“考察”，看柏树疙篼多不多。刚进树林就发现一个，心里一喜，看来比搞地质强。柏树疙篼挖起来就三元一斤。先用锄头挖开树桩四周的黑土，这个树疙篼完全镶嵌在石缝里面，锄板侧身进去，也只能像大家闺秀咬东西一样，无比斯文地咬下一点点，有时只得用指头去抠，渐渐地露出树根。用斧头砍树根比抠泥土更难，因为树根硬多了。斧头要到达有效部位，得小心穿越凹凸不平的石头。斧头劈下去的线路是弯曲的。砍削时不像在劳动，而是像在唱戏。石头是从不开玩笑的，没几下就把斧头碰缺了。挖到十一点钟，能看见的根都砍断了，柏树疙篼早就松动了，用一只指头都能拨动，但怎么拔也拔不起来。所有的树都会在最下面相当于尾椎的位置长一条粗壮的大尾巴根，叫坐底根，这条根直插石缝深处，看不见，但它骄傲地存在着。我唯一能做的是抱着疙篼摇晃，期望把坐底根摇断或者扩大它与周边的缝隙。摇了一个小时，柏树疙篼还是只动却拔不起来。我这才发现这个柏树疙篼不是一个疙篼，而是一个有智慧的脑袋，它给你巨大的诱惑，却不肯轻易就范。人和树疙篼一起摇晃饿得最快，因为躬身摇晃时肠胃也跟着摇晃，其蠕动速度是其他运动状态的数倍。我饿极了，但我以为只要坚持摇下去就能把它拔起来，所以没有立即回家。不管干什么事，我的文学梦都没断过。上山挖柏树疙篼也带着书。当时觉得自己的古典文学基础非常欠缺，计划在一年之内背诵一百首唐诗。我把书放在前面的石头上，看一眼摇两下。当时背的是《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摇一摇。“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再摇一摇。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摇了多少遍，诗没记住，疙篼也没拔起来。记不住是因为思维不集中。我还带了一本手抄的艾略特诗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读艾略特的诗比读唐诗更能贴近我的感受一些：“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在流血的双手下我们感觉到／医生满怀强烈同情的技艺／在揭开体温图表上的谜。／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如果我们听从那位垂危的护士——／她坚定不移的关注不是使我们欢欣／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蒙受的灾祸，／一旦灾祸重临，我们的病必将变为沉疴。……”这是《四个四重奏》中的句子。我对这些诗并不理解，但一读起来就忘了摇疙篼。太阳把树木花草和枯枝败叶晒出难闻的气味，我感到头晕眼花。渴了饿了，诗也不想读了。可见文学只有在吃饱喝好后才可以热爱。母亲来了，拿了根黄瓜。她说她喊我了，但我竟然没听见，她是循着摇晃的树丛找来的。她心疼地责备道：都三点钟了！要没有那根黄瓜，我恐怕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告诉父亲，那个柏树疙篼有多么大，有多么难以撬起来。父亲提了根钢钎去，不一会就扛着树疙篼回来了。他说用不着钢钎，他一掰就把坐底根掰断了。我问他大概有多少斤，他说最多三十斤。疙篼躺在院子里，的确比一只老母鸡大不了多少。可我摇晃着它背诗的时候，觉得它至少有一百斤。整了大半天，累得精疲力竭，只值九十块钱。父亲说，好挖的早就被挖走了，剩下的都是咬在石缝里奈何不得的。
养猪、养鸡、养兔子我都打听了，没有一件是我轻易就能做好的。“五一”节只放一天假，加上调休也只有三天。我离开老家时，听见在地里干活的人唱道：
张飞无计杀猪卖，子牙闲坐钓鱼台
声音苍凉悠远，并且就这一句。好像专门为我唱的。
正是这次回乡，我了解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出远门打工去了，土地丢给老人耕种。两年后，我用这个题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奔命》，一九九九年《人民文学》第四期头条发表，在文学界虽然没什么影响，但这篇小说对我命运的改变起到了巨大作用。自那时开始我就相信，今天是明天的种子，明天是未来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