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咽不下这口气，四处哭诉。左右街坊邻居，凡是听了的人，没有一个不同情的，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的，纷纷指责父亲喜新厌旧抛妻弃子。同时，街道居委会也开始介入干涉。结果，这事闹到妇联去了，妇联反映到了父亲的区政府，区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立即取消父亲作为发展培养对象的资格，同时记大过处分，并留职察看三个月，以观后效。
俗话说家丑不外扬。事情闹成这样，是母亲始料未及的。她虽然恨父亲，但结果却不是她所要的。母亲的出发点是只要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就行，却不愿意影响到他的前程。她隐约感觉到自己也有些过分，似乎有点后悔了。
听到父亲被处理的消息，叔叔姑姑爷爷奶奶都不高兴，态度发生了大逆转，一边倒，纷纷讨伐起了母亲，骂母亲这是作死！说把自已的男人搞臭了，对你有什么好？
果然，父亲恨死了母亲。从那以后索性就不回家了，甚至对着母亲放言，说就是喜欢那女人，你又怎么样？还说要带那女人去私奔，一起离家出走，跑到香港去投亲，要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说今生今世都不回来了，看你怎么样？你要有本事，就告到公安局去！
事情就有这么巧。几天后的傍晚时分，父亲突然跑回家，梗着脖子走进屋，目光直直地好像中了风。他径直走到衣箱跟前拣衣服，正要拎起包袱往外走时，突然间，不知从哪里一下冒出三四个便衣警察来，腰里鼓鼓囊囊地别着枪。上前堵住父亲问，你叫什么名字？父亲说，我叫华心。那人说，我们是市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说罢，一左一右地扭住父亲的胳膊。父亲吓得脸色都变了，一下挣脱说，为什么抓我？我又没有犯法。那人一声吼道，别动！否则就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罢，掏出一付锃亮的手铐来，咔嚓一声戴在了父亲的两手上，押着父亲就往外走。我一时被吓坏了，惊恐万状地呆在那里。母亲也吓得不知所措，追着那便衣问，怎么啦怎么啦？他犯了什么法啦？
犯什么法啦？你问他自己！那个带头模样的人说。
父亲一脸茫然，说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
那人点着父亲说，你装什么装？你不是要逃港吗？不是要偷渡吗？不是要跑到自由世界去吗？啊？你不晓得啊？父亲这才明白过来，挣扎着想要辩解时，却被那人使劲地推搡了一把，厉声喝道，走！
母亲的脸就白了。这话，她在哭诉的时候对人说过。
在当时，那可是一句要命的话啊！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蜂拥而至的街坊邻居面前，像看抓贼一般地，看面无人色的父亲被扭上了停放在街边的警车。整个一条街的人，都骚动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好像是追看犯人押赴刑场似的。那一刻，我羞得没脸见人，恨不得拿墙撞死，一头钻进地缝里去。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我这一辈子，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拿我的父亲说事，那是我最大的耻辱，是我最羞于启齿的家丑，是我头上的癞子身上的疮疤，一触碰它就流血，比挖我的心肝还要难受千百倍；从那以后，莫名其妙地，就开始有小孩往我的身上丢石头，朝我的背后吐口水。
几个月后，父亲被正式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教养三年。
这一下乡下老家人炸了锅，爷爷气得吐了血，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自此以后，乡下的亲戚就跟我母亲断了往来。
父亲被劳教的那三年，正是过苦日子的那三年，我已经十岁了，因为父亲的污点，在学校不敢入队不敢入团，不敢要求上进。在同学们面前，我显得有些内向，有些落寞，有些孤僻，不合群，又自卑。我从来不对同学提起我的家庭和父母亲，生怕泄露出父亲曾经偷过人，母亲十五岁就生下了我，引来同学们的耻笑。我最怕的就是填表和政审，尤其是面对家庭成员的那一栏，不知该如何下笔。哪怕父亲是三代贫农，再苦大仇深，都无济于事。这些，母亲全然不知，心里还惦记着父亲，经常叫我给父亲写信，我不肯写；她又叫我去探监，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肉票买了肉，做好了给父亲送去，我也不愿意去。母亲就骂我没良心，说他生养了我一场，怎么也是我的父亲，他就是对不起她，也没有对不起我。说我不能这样子不认他。他就是千刀万剐打了靶，你也还是跟他姓。我捱不过母亲的骂，不情愿地接过篮子，掀开盖子一看，又是一碗红烧肉。母亲叮嘱我，不要偷着吃啊！我答应得好好的，可走到半路上，还是忍不住拈了两块丢进嘴里。
我十二岁时进的初中。原本考取了市二中，因为父亲的缘故，被人点了水，被改录去了一个稀烂的学校。学校离家远，需要住校，我交不起住校费，就与要好的同学搭铺，自己带米到学校的屉笼去蒸。一个周日，我回家去捎米，刚走到屋门口时，被隔壁的肖伯伯喊住了，他一再叮嘱我说，华伢子，你回去要喊爸爸呀，千万要喊爸爸呀！
这时，我才知道，是父亲被放回来了。听这口气，好像是没被母亲接受，肖伯伯他们正在极力劝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