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0日，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携带着枪支和炸药走进了科伦拜恩高中。随后他们杀害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致伤24人，最后两人自杀身亡。那是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校园枪击案。
迪伦·克莱伯德是我儿子。
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去扭转那天所发生的一切，哪怕能换回一条生命。然而我知道，这样的交易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丝毫弥补那场大屠杀所带来的重创。
那可怕的一天已经过去了16年（按：本书英文版出版时间为2015年），每一天我都在试图理解，一个有前途的男孩的生活是怎么演变成一场灾难的呢？况且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至今也理解不了。我追问家人、迪伦的朋友，追问专家，最重要的是叩问我自己。我忽视了什么，怎么会错过？我一遍遍翻阅日记，像法医、专家、学者一样穷追不舍地剖析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琐碎小事和交流也不放过，试图找出自己错过的线索。我本应该注意什么？本该有什么不同处理方式？
起初，我寻求答案的过程纯粹是个人使命的驱使。强烈的羞耻感、恐惧和悲伤让我不知所措，同样强烈的是我对这些答案的渴求。然后，还有许多人渴望解决的难题，我看到自己逐渐掌握的碎片能够为之提供些许线索。我希望我所获得的信息或许有所帮助，这个过程一步步引领着我最终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回望来路，科伦拜恩事件之前的一切恍如隔世。那时，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郊区家庭。在十多年的探索中，透过废墟，我睁开了眼睛，不仅看到了迪伦曾经隐瞒过的事情，也看到了他一步步铺垫，直到最后悲剧的发生。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见解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科伦拜恩事件本身的范畴。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能否阻止迪伦当天在大屠杀中的可怕行径。但是，我逐渐认识到当时可以用不同方式处理一些事。这些都是琐碎的小事。在枪击案发生之前，即使用最先进的变焦镜头聚焦我们的生活，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觉得再平凡不过了，无异于全国各地无数的普通家庭。
汤姆和我是有爱心的、细心的、积极参与的父母，迪伦也是个热情有爱的孩子。我们不必为他忧虑和祈祷他改邪归正好好生活。我们称他为“阳光男孩”，不只是因为他金色的头发，也是因为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很自然和积极。身为他的母亲，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非常感恩。
在枪击案发生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正常的。这一点对人们来说，可能是最难理解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家庭生活并非困难重重、不堪其扰。我们的小儿子也不让人头疼，更别提我们（或其他认识他的人）觉得他会想伤害自己或是他人。我希望很多事情都有所不同，但最紧要的是，我希望当时知道，孩子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的表象之下，一切反常均有可能。
当谈到大脑健康问题时，许多孩子是软弱无助的，正如一百年前的儿童面对传染病。太多情况下，正如我们的案例，他们的脆弱和敏感被忽视了。一个孩子会被什么情景激怒，或是会影响他们的快乐感和潜力，这些情况都可能让人迷惑，令人心碎。如果我们对这些漏洞缺乏辨识能力，将会付出更多、更可怕的代价。这些代价将不仅仅是诸如科伦拜恩、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纽敦、查尔斯顿等校园悲剧背后的伤亡数字，更有无数悲剧在悄无声息地上演，缓慢地吞噬着我们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的家庭生活的日日夜夜。
仅仅有爱是不够的。对父母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接受的事实了，世上没有哪个父母对此比我体会更深。尽管我对迪伦有着无穷无尽的爱，却连他的命都没保住，还搭上了当天在科伦拜恩高中被杀害的13人，以及其他伤者。我错过了本该注意到表明迪伦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迹象。如果我没有错过这些迹象，迪伦和那些受害者可能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对我本人不利，我还是要如实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对其他父母有益，帮助他们看到孩子表面之下的反常迹象，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救助。
了解了我们的故事之后，许多朋友和同事改变了对待和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某些案例中，他们的干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结果：一位同事注意到她13岁的女儿似乎有点萎靡不振，她想起迪伦的故事，于是在不断追问之下，她的女儿崩溃了，承认有一次从家里溜出去跟朋友玩的时候，被陌生人强奸了。这个姑娘极度沮丧、羞愧和害怕，正在认真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同事能够帮助到女儿，是因为她注意到了孩子微妙的变化，从而不断地追问。由于读了我们的故事，同事的女儿的事得以有了平安的结局，我感到深深的欣慰。我相信让更多的人了解迪伦的故事，能够使更多的人和家庭受益。
对我来说，挺身而出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从科伦拜恩事件这个可怕的火炉里得到了启示和见解，那么我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分享。尽管公开发声会让人产生恐惧，但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我的清单上有诸多条目，当初我若是知道的话，会采取不同的做法。这些都是我的失败之处。我所渐渐了解到的，验证了一个事实——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更为了防止任何孩子可能隐藏内心的痛苦，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行动和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