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光武帝提倡名节以后，下级官吏对长官尽忠，弟子为师服劳，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因此，学者们都争声名，张门户，以纳弟子，隐然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势力。
朝廷为了对抗外戚跟宦官，有意利用这股势力。桓帝时，读书人集团的代表，反对宦官参政、反对桓帝即位的李固，被梁太后所杀。读书人集团虽然受到宦官、外戚的压制，但是，反宦官、反外戚的读书人势力并没有被压制下去，反而比以前更为激烈。
梁氏在顺帝、质帝、桓帝三代都以外戚掌政。梁氏的代表是梁冀。当时，梁氏族人中有七人封侯，三人被选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为大将军，其他官职有五十七人，几乎独占了朝廷政权。梁冀本人不学无术，无德无行，夺人财产，收人珍宝，造广大庭院，又抢民女，过着极其豪奢的生活。公元159年，梁太后去世，桓帝跟五个宦官勾结，动员一千多卫士，包围梁家，逮捕梁氏族人，不分老幼都处死刑，重要官吏被捕杀者数十人，被罢免的达三万人，朝廷为之一空。这时，梁氏被没收的财产达三十亿钱，因而天下租税得以减半。梁氏倒，宦官起，朝政又被宦官把持。这时，读书人中最得人望的是郭泰跟李膺。桓帝又厌恶宦官专制，想利用洛阳的太学生三万人来为对抗宦官，任用郭泰为太尉，李膺为司隶校尉。他们跟当时的学者与太学生取得联络，猛烈揭发、批评宦官以及跟宦官勾结的豪族官吏的不良事迹。宦官党徒大为恐惧，于是宦官上书桓帝，称郭泰、李膺等人组织太学生三万人酷评朝政。公元166年，桓帝以李膺等两百人为党人，悬赏逮捕，终身禁锢，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外戚窦武得势，赦党人，李膺等复归中央。窦武欲乘势谋诛宦官，为宦官所知。宦官便颁假诏，杀陈蕃、窦武，并捕李膺等百余人，牵连者达六七百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后汉提倡名节，崇尚儒学，因而对儒家亦极尽保护之能事，太学生大量出现，这是造成清流评政的原因。当时，洛阳太学时时扩建。到后汉末期，洛阳太学共有两百四十栋，一千八百五十个教室。达官与地主的子弟计有二万人来此从学。但是，真正解读经书的太学生并不多，浮华结私反成为当时的学生风气。这些学生也都参加反对宦官的政治运动。他们还曾组成几百人的示威队，向天子上书。宦官为制裁太学生，于灵帝时创办了属于宦官自己的鸿都门学，课程以文学、艺术为主，跟太学专以经书为主的课程正好相反。
号称三万的太学生，大部分都不是为学问才进太学，他们的目的是想借此获得进身之阶。学者方面，真正的学者也不多，大都互相争夺门生，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学者有“三君”（窦武、陈蕃、刘淑）、“八俊”（李膺等）、“八顾”（郭泰等）与“八及”等等。
总之，后汉崇尚名节，提倡道德的结果，不仅没有确立个人的伦理，反而造成虚伪浮华、自命君子的恶习，终于形成魏晋时代逃离道德、崇尚自由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