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我匆忙南下，到了长沙。列车到站时是凌晨四点钟，我从车上下来险些虚脱，便直接住进了站前的宾馆里。之后，联系这边的朋友，找房子，去公司报到，一切按部就班顺理成章。
公司在贺龙体育馆对面，可惜我向来路痴，连上几天班后仍是不辨方向，为此我绕了好多冤枉路，等到公司时，打卡机早已超时。虽是私营企业，暗地里却竞争激烈，我每天早出晚归，却收入微薄，与当初在网上所说的情况大相径庭。生活再次对我呈现其真实性，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庇护和陪伴，没有沈安年、没有良佑，只有我自己。
我对自己说：“苏小绿，若想与过往撇清干系，必须努力克制自己，面对和接纳新的生活。”于是，情绪沮丧时我依赖香烟，每夜亦依赖药物帮助睡眠。可是，我早说过，生活有时是幕黑色哑剧，我们疼痛隐忍并不算完，它有时还给我们措手不及的灾难。
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多，整个办公室开始摇晃起来，有人喊地震了，网上各处网友亦在群里喊地震了，大家才意识到这次不是闹着玩，一时间人心惶惶，办公室里乱作一团。老板出来安抚，说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这时候跑出去也是危险。我们便如困兽一般不知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在震得不算厉害，后来趁平息的当儿，大家便都跑了出去。直到下班前大家才敢再上楼，然后看到网上各网站接踵而来的报导——8.0级大地震，震源是四川汶川。
我赶忙给良佑打电话，反反复复，一直不通。夜里却接到沈安年的电话，他在那端语气急切地说：“小绿，你没事吧？我从下午就给你打电话直到现在才通。”我一时有些缓不过神来，半晌才开口说：“没事，这边没大事，你呢？”沈安年说他那边也还好，只是下午晃了几下，没出什么糟糕的情况。他说：“小绿，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长沙。”他说：“我当然知道你在长沙，你具体在哪儿？我过些天去找你。”我心底迟疑，沈安年又说：“你不在我身边，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让我重新照顾你吧。”
放下电话，我仍是回不过神来。难道我的爱情因为这场地震失而复得了吗？可是，这是一场多浩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死伤无数，而险情还在潜伏继续，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我仍是坚持不懈地打良佑的手机，却还是无半点音信。
十三日，所有人坐在办公室里紧盯着电脑显示屏，上面是关于这次地震的各处报道，房屋倒塌、交通瘫痪、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还有那么多人被压在废墟里，至今不知生死。有几个女生一边看一边抹眼泪，而我，彻底瘫坐在椅子里，头痛欲裂手脚冰冷。周遭一切变得安宁，极其安宁，没有死亡、没有恐慌、没有声音、没有思想，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精神恍惚，耳边总有鸣钟的声音。连同之后公司组织的捐款活动，和后来几日街头上的爱心行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参与下来的。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只有钟声和灰色，看哪里都是灰色，公交车的车窗、杯子里的水、道路两旁的树木，全部压在一片灰色之中。
直到有车撞到我，我方觉有一些疼痛，才发现腿上已经流了好多血。肇事的男人赶紧送我去医院，他一边开车一边问我都哪里疼，能不能动，看样子，他比我还急。而于当时的我来说，疼痛早已不能唤醒我麻木掉的神经系统。
从医院出来时，我看着自己缠着纱布的腿有些恍惚，这是我的腿么？我怎么了？我在哪儿？被车撞了么？为何感觉不到疼？难道我已经不存在了么？眼前的到底是幻觉还是现实？
肇事的男人问我住在哪里说开车送我回去，我说：“不用了，是我自己不小心，其实这事不怨你。”眼前的男人愣了愣，然后打开车门把我扶上去，他说：“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我想找一个人或做一件事情能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失败了。那个男人留了名片给我，他叫钟犁，他嘱咐我好好休息说过两天来接我去换药。我拿着他的名片愣神，这个人是真实的么？还有刚才的医生？这整件事情到底是真实地发生了还是只是我的幻觉？我在我的幻觉里质疑这一切么？
我打电话给公司，请了几天假。老板听了情况后嘱咐我要多加小心。可他不能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的。
我打电话给沈安年，他说他正在准备毕业答辩的资料，他问我有事么？我说：“没有。”他说：“乖，这边一离校我就过去找你。”然后，我把电话挂了。
我窝在沙发里捏着手机捏得指尖发白，我开始绝望了，没人能告诉我此刻的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没人能。
于是，我开始号啕大哭，我努力回想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以证明此刻的我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在臆想之中，但我仍然失败了。所有的记忆都异常清晰却分外遥远，那些，好似与我无关的事情。
我狠狠掐自己，直到掐青了，我仍未感到疼痛。我是在梦中么？只有在梦里才不会疼。那么，为何我陷在这梦里醒不过来呢，现实的我又在哪里？
我在房间里不知待了多久，其间只喝了几次水，那感觉昏昏欲睡半梦半醒，一切都如同幻觉，我放弃抵抗，不再寻找现实里的自己。直到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是苏小姐么？我是钟犁，已经在你楼下了，你方便自己下来么？还是我上去接你？”我说：“我自己下去就好了。”
外面的太阳晃眼睛，我眯着眼看见那个叫钟犁的男人，他问我：“感觉好点了么？”我说：“嗯。”他说：“还好，医生说是皮外伤，要真是伤到骨头就糟糕了。”说着他帮我拉开了车门。
钟犁一边开车一边与我说话，而我回答得极其简单，几乎都是“嗯”，因为我分辨不清他在说什么，或者我根本就没听见。有几次，我特别有冲动想开口问他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幻觉，我是真实存在的么？但我忍住了。
到了医院，换药、重新包扎。头发精短的男医生说我脸色不好，问我要不要做个全面点的检查，我说不用。仍是钟犁开车送我回来，这一次，他很安静，没主动说什么话，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暗中观察我。
后来，他说：“反正也到吃饭的时间了，不如一起去吃饭吧。”我点点头说：“好。”
吃饭时，钟犁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哪家公司上班，我一一作答。之后，又是陷入相对的沉默之中。半晌，他说：“你有什么心事么？”我说：“没有。”他说：“你的脸色确实不好，而且看起来有点魂不守舍。”
我说：“是么？也许是没休息好的缘故吧。”
钟犁再来接我换药时，明显比之前显得熟络了。他问我：“还是没休息好么？”我点点头。他说：“难怪面色这么苍白。”
然后我们依然去那家医院换药，医生说再换一两次就可以了。钟犁问会不会留下疤，医生说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然后，钟犁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那天刚好是十九日，黄兴广场晚上有活动，为此次地震中不幸的遇难者祈福。钟犁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参加，我说：“好。”我们便在步行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坐了会儿，等着天黑时活动开始。钟犁说发现我安静得出奇，几乎都没说过几句话。
我说：“有么？”
他说：“有。”
后来他起身去洗手间，其间我拨出了一个电话，是打给良佑的，系统回复关机状态。于是，我又发了个信息，我说：“你还好么？看到信息后打电话给我。”
钟犁出来时，咖啡馆里的歌手正在唱老狼的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靠在沙发背上轻轻地跟着哼起来。
时间差不多时，我们一起从咖啡馆里出来。街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都拿着白色蜡烛和小红旗。钟犁小心翼翼地护着我，怕我受伤的腿再次被人群撞到。
活动的场面异常壮观，宣言、许愿、默哀、唱歌，广场中央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把手里的蜡烛放在地上摆成心形和“平安”的字样。
“中国万岁！”
“四川万岁！”
“汶川万岁！”
“中国加油！”
“四川加油！”
“汶川加油！”
……
这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震得人心荡漾。后来我们和旁边的人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圈唱国歌，唱《明天会更好》，很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其中包括我。
我们今夜点燃的白烛，真的为你们照亮了天堂之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