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5年第09期
栏目：延河讲坛
秦振耀，笔名秦三澍，江苏徐州人。青年批评家，兼事诗歌创作和英、法语诗歌翻译。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巴黎高师人文硕士班”比较文学硕士在读。主要从事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和中国新诗研究，近期关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对中西诗学资源的转化与重构问题，兼及当代汉语新诗批评。曾获柔刚诗歌奖、重唱诗歌奖等文学奖项。现兼《飞地》丛刊诗歌编辑。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活在幽灵中间的利与弊》（“On the Usesand Disadvantages of Living among Specters”）一文的开头，让我们重温了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关于“威尼斯之‘尸’”的论说。按照塔氏的意见，在威尼斯这样的古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无异于猥亵地“为尸体梳妆打扮、涂抹口红”，最终招致的结果只能是“一具尸体在我们眼前溶解”。阿甘本由此敷衍开来，认定那个超脱了尸体溃烂之命运的威尼斯，已经进入了“幽灵的状态”；并将作为生命形式的“幽灵性”（spectrality），界定为一种“唯有当一切终结时，才会开始”的“死后的或补充性的生命”。他如是描述另一种“幼虫期幽灵”（larval specter）：
它诞生于对自身现状的无法接受，诞生于一种遗忘，以至于不惜一切地假装自己仍拥有身体的重量和血肉之躯。幼虫期幽灵必须假装有一个未来，以便为它们往昔的痛苦，为它们对业已完结的命运的不理解，留出空间。[21]p.40
将这一略显恐怖的譬喻，比附于古典诗歌传统同汉语新诗的关系，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然而事实却是，对于已届百年的汉语新诗而言，“古典”问题仍是一个时时盘绕于其上的“幽灵”——在当代诗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心中，出于“对自身现状的无法接受”，同时也出于对“一种遗忘”的不满，他们或多或少都会焦虑于如何面对他们所写下的被称作“诗”的文字，与那个悠久绵长的古典诗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无法回避，这种“潜在”的幽灵（“幼虫期”的原文larval，即可引申为“潜在”之意），在“幼虫期”便已隐藏于新诗的脉络之中，从而潜在地形成了一个关乎新诗写作合法性的理论问题。的确，无论是多么自信甚而自负的新诗写作者，一旦他以诚实的姿态对待这个问题，都将困扰于这隐约的焦灼和犹豫不定。
这一焦虑，伴随着新诗发展的整个史程。草创期的汉语新诗之所以能将自身的合法性确立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将古典诗的一整套传统“打入另册”，以遮蔽其“对立面”（至少新诗运动初期的主将作如是观）的方式，昭显自身价值的自足性。出于“新旧有别”的文体建构意识，无论是事先“亮明底牌”，抑或对“历史现场”的后设性追述，他们都乐于策略性地突出西方资源之于新诗的重要性。早在1931年，梁实秋已端出这样的“盖棺定论”：“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3]p.81这后半段的“警句”式表述，甚至成为一种关乎新诗文体学的主导性论断。然而，当后世抱着“眷恋的失落”，对这一略显简单粗暴的文体革命加以重审时，便会发现，汉语新诗早在其发轫期便暗藏了诸多弊病与隐疾。
当然，事实上的白话文运动，其情形远为复杂；诸如“简单粗暴”这样笼统的主观感觉，大概亦部分地源于文学史叙述中必要或不必要的化约论（reductionism）式的处理。胡适等人在诗歌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革命”之际，“五四”诗坛中亦不乏成仿吾、穆木天、梁实秋、闻一多之辈，开启了以“古典”文学传统为立足，而对新诗为代表的白话现代文学加以反思和批判的历史脉络；尽管他们各自视域中的古典传统呈现着不尽相同的面貌，引为论据的古典文学资源以及指向的现实问题亦多有歧出。新诗场域内的这场“新旧之争”，历经了20世纪20年代的集中研讨，1930-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格律派”“现代派”“新古典主义”的写作实绩而不断深化，并在三十年的沉寂之后被重新开启，成为1980-20世纪90年代既困扰又启发诗界的基本诗学议题之一。
这一论题延续到今天，我们可以从百年来愈见清晰的史程谱系中，归纳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新旧之争”似乎是在并未撼动新诗之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于其内部发生的某种“改良”；而处于论争之一端的古典文学传统，则被视作一种可供新诗征用的诗学“资源”和“潜能”。人们逐渐认识到，经过“现代转化”的“古典”，恐怕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时时眷顾的“古典”，而是经历了数次折射之后而呈现的一个“幻象”。因此，无论是陷入“接受/否定”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还是立足任何一方做出“自我辩诬”的姿态，都显得没有意义。
关于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来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这就好像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之于我们的关系一样。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自我表达。[16]p.16
然而，突出“艺术实践的自我表达”这一尺度，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取消；相反，我们所应当期许和着手操作的，是对问题本身的复杂化与重新历史化，甚而有必要回溯至问题的源头，去探查汉语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初始形态——这个横亘百年的诗学论题，在时势的变迁中，必定经历了我们或许未及察觉的变形与改写，而其中的一些侧面也必然被选择性地彰显与遮蔽。然而，汉语新诗经过百年流转之后，究竟在现下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与实绩，又从中拓开了怎样的新问题及处身其中的新语境，则成为关乎新诗与旧诗传统之关系的最重要的现实理据和指向性。这项考察，与我们亟须做出的“历史化”的努力同等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