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粤海风》2007年第04期
栏目：回望
1955年夏天，信心满满“站起来”的新中国，发生了一件在后来被反复提及和纠缠的案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这件事在现在看起来，与建设一个从战乱中走出来的强大的中国，与摆脱一穷二白的国家目标是如此的不协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充满了期待，认为在这个摆脱外乱内战的和平的社会中，一个休养生息的时刻已经来到，国富民强的梦想将成真。然而，对于革命的转向，从军事战线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并且将渗透在自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对于其后果并没有足够的准备。胡风案件无疑对此后不断的思想文化运动有着预示的作用，从那以后以政治的手段整治文艺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史上常见的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胡风及其案件？即使我们仍然沿用好坏、对错的二分法，在案件中我们不会发现一个纯然的坏人和一件绝对的错事。然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发生惨烈悲壮，几近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许我们不能仅仅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更需要去寻找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本文将从革命心态上来理解这股力量。
“革命”是胡风生活年代最具涵盖性的语词，由“革命”这一词根派生出来的“革命话语”在公共领域内迅速流通，以致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就本阶层利益诉求，对“革命”作出与己相关的解释，革命话语涵盖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革命成为一种无所不覆的全能意识形态。胡风及其同时代的文人，正是在革命的语境下完成他们的自我认同和身份确认。在革命的名义下塑造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内化为主体自觉的心理活动或行为动机的推动力量，即革命心态。在革命心态笼罩之中的胡风及其“对手”，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活动亦为此左右，革命因此成为革命文化工作者及其作品的唯一标准。标准的绝对化就是抹杀了革命心态上所具有的个人差异性，文艺理论家各自听从自己革命心态的召唤，各派别不顾及观点之间的“交叠共识”，引发了历次论争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纷争与话语权的争夺。
胡风的革命心态形成亦来源于其个人的独特经验——遗传禀赋、童年生活、物质环境、成长经历，这些经验塑造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的人格特征。[1]这两方面的因素成为胡风革命心态的根本推动力，并作用于胡风的文艺理论中，成为理论建构中的核心要素。分析这种经验的形成和对其文艺思想的投射力是文章的重点。
胡风出生于湖北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父母的性格居于两个极端，父亲专断苛刻，母亲温良宽厚。家庭气氛就是用绝对的努力和坚毅的决心以求生存和绵延。胡风关于父亲的回忆见诸于文字的只有一处，[2]也只是场景性的描述，而对母亲的回忆则满含感情，胡风的胡就是母亲的姓，从他写《林语堂论》开始一直沿用，在诗歌中胡风写道：“我记得，有十来年我是和母亲的鬼影一道过活的。”[3]在艰难压抑的生活中，母亲待人却一直宽厚善良，当家境好转时，她总是背着丈夫偷偷接济有急难的亲朋邻居。胡风对忍辱负重的母亲怀有深切的同情，认为她“是穷苦了一生冤屈了一生的”，母亲的命运让胡风看到了生活给人带来无穷的苦难和困窘。[4]
胡风从父亲处得来的是严苛和坚强。胡风的父亲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正因为他具有面对困难境遇无比的毅力，带领全家走出赤贫，步入小康之家。[5]身处困顿之中，人们通常得克制自己的感情以应付生活，胡风的父亲正是如此。[6]与母亲相比，胡风对父亲感情不似深爱，却继承了父亲争强好胜、坚忍不屈的特点，“自我”意识埋在幼时胡风的心中，和小朋友游戏时，胡风从不服输爱做孩子王，游戏中自命宋江。[7]这种自我意识随着胡风外出就学，感同身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潮，而逐渐成长落实为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影响着胡风的思想及行为。
父母亲给予胡风的直接影响，不仅在于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也在于他们无意中营造的家庭气氛。在生活中父母亲的两极性格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家庭的所有矛盾以母亲的忍让屈从为解决之道。冲突没有爆发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只不过换了另一种表现的形式。在胡风眼中，母亲迟钝的顺从并不说明她缺乏情感的感受能力，不需要温暖的关爱，这是她对抗生活压力、对抗和丈夫无意识冲突的一种无奈的方法。胡风依恋母亲，悲伤着母亲压抑的生活处境，细致地感觉着她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胡风才能够敏感地抓住母亲一闪而过的“娇气”。[8]性格两极对立的父母，不会给家庭创造融洽的环境，孩子内心没有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而是处于情感困境之中缺乏必要的安全感。这是我们分析胡风之所以与社会及其他人冲突激烈时，不能忽视的心理历程。胡风从父母亲处获得的不同经验，在以后的文学理论活动中，奇妙地混合成一体。父亲教给他有关人生是一场战斗的经验，从母亲处感受到人生是一个受难的过程，“战斗”和“受难”内在地包含了贯穿人生的紧张感。这两种人生经验为胡风后来的经历所刺激，不断增加厚度，成为胡风对现实世界最基本的认识，追寻其文艺理论的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的思想来源，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着手，或许可以找到可靠的心理依据。
童年时特殊的细节可以沉淀为个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并对他以后的社会行为发生影响。这里鲁迅的经验可以作为理解胡风的参照。鲁迅难忘幼时寻觅“经霜三年的甘蔗”、拾掇“感秋气的梧叶”的情景，记忆中始终保留着中医没有能够治好父亲的事实，以及父亲临终时自己依礼节呼唤，增加父亲逝去时痛苦的场景。这些细节的积淀，成为鲁迅对传统中医、习俗世界、人情世界不宽容的思想渊源。[9]回旋胡风心头的是，冬夜里夜深人静之时，母亲一下一下的舂米声音，与这丝暖意同时出场的，还有母亲劳累过度失去知觉，慢慢转动眼珠，嘴里发出模糊的声音，以及过阴道士说母亲前生没有守节，死鬼丈夫今生来讨债的场景。[10]这是对胡风深爱着的母亲形象的一种丑化和诬蔑。
早期的经历，让胡风直接体验到民间社会中愚昧荒唐的一面，因为这些记忆与他所热爱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所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我们从胡风以后在民间文化、民族形式等问题，持高度警惕戒备立场上，可以发现这些记忆对胡风革命心态产生的影响。遗传因素、童年的环境因素作为人格塑造的源点，其渗透作用是强有力的，从胡风的经历可以看到，“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意识”在这个阶段已经萌芽，并成为一种深度记忆，影响胡风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
胡风开蒙上学后，天赋脱颖而出，受到老师和族中长者的一致赞许，农民的孩子开始走上做一个“读书人”的路，一条布满着紧张和冲突的路。“我从田间来，蒙着满脸的灰尘——望望这喧嚣的世界，不自由地怯生生。／我从田间来，穿着一身的老布衣——在罗绮丛中走过，留下些儿泥土的气味。”[11]在这几句诗中，“布衣”和“罗绮”作为两种意象，点醒了胡风和周围环境的巨大冲突，幼年时父母所给予的“战斗”和“受难”的潜意识，被激活并逐渐融合形成他独特的一种活动方式。
胡风幼年时期并没有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信任关系，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经历，他把个人与环境绝然对立起来，加深了与外部世界的裂痕。这种裂痕阻碍胡风与他人进行深刻沟通交流的可能。永不止息的努力和远大的志向，带领着胡风走出村庄，走出县城，离开家乡越远，他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就越尖锐。
在求学阶段胡风与同学总不能融洽相处。据他的自传记载，18岁的胡风在武昌启黄中学念书，对其他“喝着白开水学说英语”的同学，胡风一概反感。除了课本之外，只有同族的S君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恰好是胡风的崇拜者，因为对家中父亲威权的不满，经常向胡风倾诉内心的苦恼。这份友谊意味着，胡风不惮于挑战强势力量的同时，对他所认为的弱者不乏同情和体恤。
胡风的同学多数是阔绰的公子哥，而胡风一身土气，油黑的脸上点缀着若干麻子，成了同学逗乐取笑的对象。胡风拒绝和其他同学交好，坚决不与环境妥协，宁愿一个人独处。[12]为了鼓舞自己的斗志，胡风视堂房叔父为自己的偶像：“他看起来有些憨气，但骨子里却韧得很，总不肯认输低头，固执地用他那穷苦的生活所形成的犟劲儿对抗别人、保卫自己。当他肩着农具下田或回家，眼睛不看别人，裤脚卷得高高的脚锤子有力地登登走过的时候，那并不是单纯的肌肉动作，而是他整个人在忿忿地向别人表示他自己的存在。”[13]在冷峻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胡风害怕被异己的社会力量吞没的紧张，所以他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优秀的功课成绩是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的一种途径，胡风毫不含糊地做到了，并以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身份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讨论改进湖北教育的宏大问题。[14]
由于和外部环境的落差，胡风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社会，而家族之间的纷争更加剧了胡风的“紧张”。父兄之所以支持胡风念书，大半出于务实精明农民的如意算盘，希望他能够学成当官，使家族免受当地豪绅的威胁。[15]在家乡，为了湖塘的利益，张、方两族之间有很大的纠葛，由于方姓人家的子弟官居湖北省党部主任，所以胡风所属的张姓明显处于劣势，若干年后胡风的大哥就是在两族冲突中被方家殴打致死。[16]胡风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儿子与地主少爷的对抗，这种受压抑的经验，又被家族受欺负的事例所支撑。在胡风的成长时期，他对社会感受最多的是黑暗的一面，特别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宗族压迫，强化了他对民间社会中腐朽力量的认识。在一种“主观战斗精神”的指引下，胡风的“受难意识”逐渐滋生对社会的叛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