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真理有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有时候也不尽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俄国的革命政党就是因为在党的会议的选举中，以多数人拥护掌握了真理的列宁，而被称作布尔什维克的。Большевик这个意为“多数派”的俄语单词，此后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学说的代名词。当王蒙在四十年代末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时，掌握着革命真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全部国民中，仍然只占极少数，但由它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和聚集在这个队伍周围，追随、拥护和支持革命的群众，已然构成了一个“多数派”。
少年王蒙虽然喜欢读书学习，但无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不是一个只知死读书、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同时也像这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十分关心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局的变动。如果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令他“欣喜若狂”，还是一个儿童的心里潜藏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反日的民族自尊心理”）的自然流露的话，那么，当他满怀期望地“热烈地欢迎‘国军’的到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就“迅速”使他感到“绝望”，同时也萌发了最初的不自觉的革命意识：
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在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也许是因为这种耳闻目睹所引起的直观反应，也许是王蒙这期间阅读的文学书籍所引发的思考，例如，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与《子夜》、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暴风雨，是铁与血的洗礼。”又从西方的一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和童话作品中，感觉“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于是，王蒙的思想日渐偏于“左倾”。
尽管革命者不相信天命，但接下发生的事，你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意”。
就在这时候，王蒙在平民中学结识了地下党员何平，从此，“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何平是比他“大四班”的高二学生，“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运动）场风极佳的后垒（按：指垒球——笔者）手”。王蒙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说：“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按：此前王蒙曾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得过第三名——笔者)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作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做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结识何平后的王蒙，通过地下党组织，“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毛泽东著作和革命（包括苏联的）文艺作品。”《论联合政府》、《社会发展史纲》、《大众哲学》、《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尤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时局的那篇著名的谈话，包括前面提到的《士敏土》和《铁流》等，都是在这时候“悄悄阅读的”。何平的家，简直就成了他和另一个进步学生的“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在“地下”状态下，秘密地阅读这些“禁书”时的心情，一定是十分复杂的。激动、亢奋，伴和着几分紧张和神秘，几分破坏旧世界的欲望和创造新世界的冲动，都是跟姨母背诵古典诗词，和在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室里读书所未曾经验过的。这些不同寻常的书籍和这段不同寻常的读书经历，使少年王蒙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此后，他又参加了地下党举办的“寒假补习班”——“请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来给他们这些进步的中学生讲述革命道理”，进一步丰富了王蒙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与此同时，他也参加了“地下党”在学校组织和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例如驱逐“三青团”分队长、反动的“公民”课老师，自办“手写的传抄刊物”——《小周刊》等。少年王蒙就这样跟着高年级的“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这一段“地下”革命活动的经历，王蒙后来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有许多具体生动的艺术描写。他写到了主人公钱文参加驱逐“公民”课老师的请愿斗争，“为了不使校方抓住‘首犯’，他们的请愿签名签成圆环形，无首无尾，无前无后。”“这种行动和这种行动的方法极大地吸引了小小的钱文”，使钱文觉得，“革命竟是这样有力而有趣，壮怀激烈而又花样翻新，令人亢奋而又令人如醉如痴。”他也写到了钱文联合“几个好友”自办壁报的遭遇：在壁报的发刊词中，他写道：“让海燕在暴风雨中翱翔！让青春在旷野上燃烧！让火炬照亮无涯的黑暗！让雄鸡高唱嘹亮的晨曲！让热血沸腾成时代的巨浪！让身躯建筑成民族的屏障！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结果，不但壁报连同这篇慷慨激昂的发刊词在贴出去的第二天便惨遭撕毁，而且它的主持者钱文本人也受到了校长的严厉批评。“校长越严厉他就越有志于斗争。原来一张小小的壁报，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写的‘发刊词’就可以把他们刺激成那个样子。”他感到，“他的斗争敢情伟大得很哩！”在写到钱文参加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的感受时说，这儿不但有上海苏侨办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士敏土》与《青年近卫军》，有新知书店、生活书店等进步书店出的华岗、艾思奇、胡绳、杜民等人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小册子，而且有用假标题假封面掩盖起来的延安新华书店出的书，其中有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与《发刊词》等。
尤其是写到钱文参加大学生举办的“寒假补习班”，遇到一位给他们补习数学的女大学生吕琳琳，更把他对革命的这些感受和经验、想象和幻想、期待和向往，都集中外化（对象化）于这位普通的女大学生身上，这位“样子很白净也很温顺，黑睫毛与黑眼睛在白白净净的脸上给人以强烈的难忘印象”，却又因“上唇两端接近嘴角处有几根黑色的短髭”而略有微瑕的女大学生，虽然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闻不到革命色泽革命气息”，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却被钱文在心目中塑造成了一尊庄严而圣洁的革命女神。他希望吕琳琳也成为一个革命者，成为他的革命路上的同志和战友，在梦中，他甚至把吕琳琳与风尘仆仆、勇敢而又神秘的职业革命家、也是他的革命领路人沈大哥“混同起来”，完全看成了一个人；他也希望吕琳琳成为他的人生途中的伴侣和亲人，甚至为此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多年后，直到吕琳琳来信宣布她将要结婚，仍然割不断钱文对她的幻想和思念。这是少年钱文第一次经验“初恋”的感觉，也是他第一次把对革命的热情和对爱情的渴望，都集中寄寓于一个女性身上。革命、青春、爱情，在年轻的钱文身上，已经水乳交融地汇成了一个整体，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幻中，都是如此。“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全部生命和整个人生。
何平高中毕业后，把王蒙这个“进步关系”介绍给了一位“职业地下工作者”刘枫（本名黎光）。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初中毕业已考入河北高中（简称冀高）的王蒙，在离冀高不远的什刹海岸边，由已成为冀高地下党领导人的刘枫介绍并宣布，即日起吸收他和冀高的另一名进步同学秦学儒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差五天才满十四岁的王蒙，成了北平党的地下组织的一个新成员。
发展我们入党的提议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本来以为共产党对于我是高不可攀的，共产党员是钢铁所炼成的，是真正的仁人志士，是大无畏的英雄，是身经百战的斗士，是人民群众的带路人，是火炬的高擎者与人民的旗手。而我深知自己的幼稚与软弱。我感到了些许的惶惑，乃至失望，如果我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是太一般了吗？
我更感到了革命的圣火的燃烧，已经不容惶惑，已经不容退缩，已经不容怀疑斟酌，号角已经吹响，冲锋已经开始，我只能向前向前再向前。
这天，王蒙一路流着热泪唱着冼星海写的一首尚未流行开来的革命歌曲：“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步行返回西四北小绒线胡同的家。“我觉得再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的了。这可以说是我的入党誓词。”
二
一九四八年秋天，夺取全面胜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打响。在王蒙入党后的三个月零二十一天，他就看到了三大战役的最后胜利，迎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因为美国货物在中国市场的大肆倾销和美军在中国境内制造的种种暴行，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京、津、沪、宁，以大、中学生为主体，就已经掀起了无数次反美抗暴的斗争。后来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进一步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限制、扼杀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新的“规则”、“条例”，使这场斗争更趋白热化，乃至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对这一段学潮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钱理群说：“从四月到六月，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席卷校园：这又是一个‘偌大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学生运动，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就处在这“两条战线”的内外夹击之中。
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争不同，北平城内的学生运动，自有其作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特点。除了罢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和呼口号、撒传单、贴标语等常规手段外，还调动了青年学生所熟悉和热爱的一些校园文化和文学艺术形式，如社团、刊物、壁报、漫画、歌曲、诗歌朗诵和戏剧表演等等。“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像四十年代末这一时期这样，校园内涌现出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壁报、刊物，有如此名目繁多的自发的与有组织的集会，以及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就这样，歌和诗，画与剧，伴随着学生运动，从校园飞向街头，工厂，农村，监狱……”所以，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大军压境、势如累卵的危城中，自有一幅不同寻常的历史画面：一方面是军警密布、特务横行，白色恐怖遍于大街小巷，另一方面，则是口号激越，歌声飞扬，红色浪潮涌动校园内外。这样的生死搏斗、这样的红白对比，该给王蒙这个年龄的中学生带来几多的新奇、几多的刺激，也给王蒙这个刚刚加入到党的战斗行列中来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几多的亢奋、几多的激励。这个年代的斗争之所以给王蒙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除了它本身所显示的新旧转折的历史意义外，恐怕还与这种高度“文学化”和“艺术化”的斗争形式有关。这种斗争形式，不但从一开始就在王蒙这样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心里，为革命涂抹了一层浪漫色彩，而且还使这种浪漫色彩始终伴随着这一代人对于革命的历史记忆。王蒙在许多涉及到这个年代的革命斗争的各类作品中，总离不开对歌声和与歌唱有关的集会、朗诵、演剧等文艺活动的描写，显然与这一段特殊形式的斗争历史有关。这甚至也决定了他们这一代“少年布尔什维克”普遍具有一种理想的和浪漫的革命气质：他们始终把革命这个流血与牺牲、破坏与毁灭的字眼，与充满诗情画意的青春和爱情、甚至无比宝贵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整体，看做是全部人生和整个生命的最终归宿。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王蒙的“少共”情结，大抵导源和孕育于此。
三
即使是这种“文学化”和“艺术化”了的斗争，像王蒙这样的中学生，也不能像大学生那样充当战斗的主力，所以，在王蒙的作品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具体的斗争细节和战斗实绩。也许在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活动中，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参加者”，还不可能具备“单兵作战”甚至“指挥作战”的力量和权力。甚或只是“站在路旁，怀着尊敬的心情，远远望着那些冒险游行示威，和用油漆到处写上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口号的大学生们”。但在那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革命年代，像王蒙这样年轻的革命者，“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语），耳濡目染，身历心受，无一不是革命的时代气氛和革命活动的动人场面，哪怕他们在这其中，只是照亮夜空的火把中迸发出的一粒火星，只是响彻晴天的革命口号声中的一声微弱的呼叫，甚或只是在街头挥撒传单的那一瞬间的一个晃动的身影。
在王蒙的回忆性文字中，写到过他入党后参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类革命活动，他把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斗争故事，后来都融进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成为他的一些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文学作品创作的生活素材。如《布礼》、《相见时难》和《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长篇，以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甚至散文作品等，都写到了这一段战斗经历和亲身感受。尤其是在中篇小说《布礼》中，更具体地写到了作品的主人公、“入党已经两年半的十七岁的候补党员”钟亦成，在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夕参加的一次“护校、护城”斗争，使我们得以窥见王蒙在这期间参加革命斗争的历史身影：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人民解放军向P城发动总攻的两天后，钟亦成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和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每人拿着一根“童子军”军棍作武器，在料峭的寒风和稀稀落落的枪炮声中，沿着死一般寂静的街道，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沿着干涸了的旧河道，仓皇逃过来两个国民党败兵。其中的一个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手里端着步枪，像个凶神。“钟亦成连思索都没思索，大喝一声‘站住！’就从两米高的桥端向着这个大个子扑了过去，他和大个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他闻到了大个子身上的哈喇子和霉锈的气味，他举起了‘童子军’军棍，又喝了一声：‘缴枪，举起手来！’这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也都冲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押到那边去！’他下令说，像战场上的指挥员”。“然后集合起自己的队伍，转身前进了。”
正是通过这些谈不上惊天动地的具体而微的革命活动，把钟亦成这样的少年，汇入到了一个时代的洪涛巨流之中，使之成为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的一分子。同时，也使他们融入到一个比家庭、学校更大、更有力量的社会群体，从这个群体中，他们也感受和吸取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伟力，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的最终归宿。
在一些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王蒙多次写到了北平解放后，他或他笔下的主人公参加的第一次公开的党员集会：“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佩服羡慕到了极点。”《布礼》写到主人公钟亦成走进这样会场礼堂，“一下子看到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倏地一下，他惊呆了。”雄壮的国际歌声，夹杂着相互之间热烈而惊喜的问候、无所顾忌的开心的大笑；不无简陋但却庄重严肃的会场，回响着报告人操着不同口音但却一样明确坚定、铿锵有力而又鼓舞人心的话语，包括在主席台上和他的周围坐着的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报告间隙为“解决肚子里的矛盾”、简单至极却又充满互助友爱精神的临时午餐，以及散会后一位部队首长的一声“小同志，你不冷吗？”的问候，和随手披在他身上的一件带着首长体温的新军大衣等等，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新奇、亲切和温暖。“他好像一个在一条小沟里划惯了橡皮筏子的孩子，突然乘着远航大轮船行驶到了海阔天空、风急浪高的大洋里。”
这样的集会，无疑给了王蒙一种归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是个体的肉身对一个群体的依附，也是一己的灵魂对一种信仰的皈依。年轻的王蒙从此走出了一个缺少温暖的旧家和一个缺乏乐趣的童年，踏上了一条充满了激情和欢乐的新生活的道路。王蒙在他的作品中后来又多次写到了类似这样的群众集会，如党的生日的集会和庆祝国庆的游行集会等等，足见这种革命群体的集会，在王蒙的心目中，真正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盛大的节日”。这种充满热情和活力，凝聚智慧和勇气的集会，对一个从寂寞的童年走出、满怀渴望寻找新的人生归宿的少年来说，诱惑和吸附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难怪王蒙会发下这样的宏愿：“在这样的年代，我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胜利起来，凯歌行进起来。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中国已经是我们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经是我们的了。我已经知道北平即将更名为北京了。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四
“北平解放后，王蒙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不久被调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专职做团的工作。”后来又到中央团校学习。“在中央团校学习期满后，分配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后改为东四区）工作委员会”，“从担任‘干事’开始，到担任副书记。”王蒙后来回忆他的这一段工作经历说：“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联系几个中学的团的工作。在中国翻天覆地、高唱革命凯歌行进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少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动人和迷人的，特别是其中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蒙所说的“那些政治上相当早熟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从事团的工作之前，没有也来不及接受专门的理论培训和业务训练，更没有也不可能具备足够的过去经历和工作经验，除了对革命的热情、理想和信念，他们所有的就只是对自己所经历过的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转变的时代的自觉的革命意识，以及建立在这种革命意识之上的“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式的主人公的革命责任感，和为这种革命的责任感所驱动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所以王蒙后来回忆他在东四区团委工作时的情形说：“那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大家都废寝忘食地工作着。”“那个时候除了工作大家做得最多的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提意见，互相帮助提高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坏毛病。”这个简短的回忆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里，是如下一段对应的艺术描写：“然后人们纷纷走了。去上级机关汇报的便去汇报。去工厂的便去工厂。去学校的便去学校。去做调查。去开座谈会。去传达和宣讲上级的最新指示。那时候晚上人们都工作，礼拜天也工作，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尤其喜欢在例如阳历年和旧历大年初一开会。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一种推着、跟着历史车轮全速旋转行进的劲儿。”在这一群“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中间，王蒙又是“最年轻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十足的人小心大的革命家”，他刚刚从中央团校毕业回来，“在团校上了那么多课，这段时间又读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读得心潮激荡，摩拳擦掌，只想赶快投身团的工作，一显身手。”为此，他甚至“有家也不肯回家住”，宁可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在工作中，他虽然也存在着“丢三落四、马马虎虎”的毛病，但聪明好学，头脑敏捷，工作热情高，善于分析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且有很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因而深得当时的领导刘力邦同志的欣赏。在这期间，他已经开始显露自己的文学特长：一九五〇年秋天，就本区中学生的暑假生活情况，他写给《北京日报》的一篇通讯稿被摘要采用，成为他“解放以后第一次给报纸投稿”被采用的文章。而最早从这件事中发现他的“文学才能”的，也是这位刘力邦同志，所以直到现在，王蒙仍然把刘力邦同志引为他的文学“知音”。
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王蒙借描写钱文等年轻的“职业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对自己在区团委做团的工作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进行了深情的回忆：“拉一个布帘男女同志住在一间房子里；第一次生活检讨会上把自己批得千疮百孔，念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痛哭流涕”……在生活上实行的是供给制，享受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待遇。这种类似于清教徒式的区团委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是极为平凡的也是极为琐碎的，有时甚至是极为刻板的和极端无聊的。但是，正是在处理这些平凡而琐碎的日常工作，在面对这些刻板的工作程序和某些无聊的生活现象，包括自己队伍内部和自身的问题和不足、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在这群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身上，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纯洁和忠诚、正直和勇敢、坚强和毅力。他们是一群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群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希望、同时也相信这个世界是因他们、也会因他们而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语），都因革命而得到了“更生”，都变成了从革命的烈火中、从旧世界的死灰中腾空而起的新鲜而华美的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