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汽车站要乘公交车，上7路，到淮河大厦转9路，每次回家我都是这么坐。公交车便宜，两块钱可以坐到终点站，就一条不好，挤，拼命地挤。这里不是省城，我们省城合肥的公交车是真好，两年前我和我的残疾人朋友一起去合肥，上了公交车那是争相让座，在车上，你一眼看上去，坐在座位上的多是老弱孕残。这个城市就不行，是真不行，都恨不得把身边的人给挤下车去。这样的车，我怎么让母亲坐，再说，我即使想上车，我搀着母亲，托着父亲，上得去车吗？我给母亲说，打车。我说打车说得坚决。母亲的时日不多了，打一次车，花120块钱算得上奢侈吗？
两年前，父亲就说过，他要去福卅l。父亲去福州不是游山玩水，我们这样的家庭，只顾着温饱，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钱呢？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说，他打算出去旅旅游，去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铁岭。当时电视里的观众都在笑。我相信，不光是电视里的观众，看电视的人也在笑。我没有笑出来，赵本山说的是一个农民的心里话，也是实话。我看到那么多的人把实话当笑话听的时候，我心里都在落泪。应该说，赵本山能代表农民去一趟铁岭这样的城市旅游一次，也算是在农民中混得比较好的一个了。
父亲要去福州，是要去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祥。说起祥，我很生气。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了，老婆孩子也都有了，混到现在，还居无定所，全国那么多的城市，他也去了不少。我弟弟祥要比赵本山扮演的那个农民走的地方多，城市也大。当然祥也不是到城市里观光的，如果你哪一天走过建筑工地，一抬头看见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抹一把汗，又弯下腰来干活的那个人，说不定就是我弟弟。或者，在汽车站，在火车站，在码头上，那个背着包裹，身旁站着一个村妇，手里牵着一个孩子，在等车，在等船，孩子说热，爸，给我买一个雪糕吧。那个骨节分明的大手从口袋里抠索出五毛钱给孩子买雪糕的人，可能就是我弟弟。还有，在筑路的大军里，在城市送水送煤送气罐的人群里，肯定会有一个人是我弟弟。我忘了说了，我弟弟的下巴长着一颗痣，一颗黑色的痣。你看到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三十岁左右说一口地道皖北话的人，他可能就是我弟弟，我弟弟叫东方祥。
祥甚至去过北京，这是他结婚前的事。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去北京，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说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过分。何况，那次我们村子里一下子去了七个人，这就更不得了啦。尽管七个人后来是扒货车捡剩饭才回到家的，尽管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他们于活的准确位置，尽管他们的屁股上腿上还留着老板高级皮鞋踢过的痕迹，尽管他们在北京干了45天的活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但是，他们依然骄傲地说，他们去过北京。他们说北京的路真宽，楼真高，还有他妈的立交桥那叫多，蜘蛛网一样的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