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11期
栏目：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季栋梁，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等作品300余万字。出版散文集《和木头说话》等，长篇小说《奔命》等。多部作品被选刊转载，入选中国文学年度排行榜等多种选本和中学语文教材，多次获奖。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蒿杆打来电话说你抓紧时间回来一趟，有大事，大事。我想他能有啥大事？一个小小村长，中国最小的官僚，还大事，大事的。不过我还是踏上了回村的路。高考恢复的前一年，蒿杆参军了。在当时参军是最光明的前途，因为可以转业到城里吃粮本本，拿工资。最不行，回到大队能弄个民兵营长，咋都能出人头地。蒿杆他爹是大队长，他当然就参军了。他走的那天，我、猪头、菜瓜几个人坐在野鸡岭上，看着他披红挂绿的被敲锣打鼓地送过狼崾岘，消失在明媚的阳光中，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不公，因为从身体条件来比较，我们哪个都比他更像个兵。他尖嘴猴腮，长得就像一根臭蒿杆，要是打仗遇到敌人，人家一拳就能打得滚几个跟头，还守卫祖国哩。读书就成了我们离开那块苦焦的土地的唯一一条路。蒿杆当兵三年，他没能留在城里吃上粮本本，拿上工资，却复员回了村里，村子也不是大集体，没了民兵营长，他爹也不是大队长了。那时我已大二了，他就很失落。假期归来，他极不甘心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参军，我也是大学生了。我想他要是念书也没问题，但我还是说别以为你们家人啥都能。他就把头低下了，许久没抬起来。生活折磨人就是这样。转眼几十年就那么过去了，蒿杆当了村长。到了董塬，就看见村子里的劳力几乎全在地上忙乱。忽然想起新闻报道过京藏高速公路省段从家乡穿过，要想富，先修路，当时很是激动了一番。只是没想到这路就从董塬通过，离村子这么近。
蒿杆看见我，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身后带起了一道尘带。那时候干瘦的身材现在发福得憨憨壮壮的，像一头牛。远远地就嗡声嗡气地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哩，我想你不会在我跟前摆架子吧。”说着抓住我的手，他手劲太大，捏得我手生疼。我咧着嘴说：“大事？天大的事？”他说：“你看，全村的人都在地里，盯着自家的地算哩，我粗粗地算了算，每家占掉的地国家能给补不少钱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芙蓉王”递给我一根。我说：“腐败了？”他笑笑说：“为了让人家多算补点好处，买的招待烟，我抽这个。”说着他掏出一包“金驼”。“金驼”一包一块多钱，“芙蓉王”一包二十多块。我们蹴在地头上冒烟，他又说：“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我说：“谁？”他说：“老高啊。”“老高？”我还在想着，他却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就是那个反革命，一走三摇晃像鸭子的那个。”说着他站起来一摇三晃地走了几步，说：“应该找到他，家家凑点钱去看看他。要不是他，这地哪有咱们的份儿？”又点了支烟，说：“你是耍笔杆子的，写篇文章登在报纸上，他是文化人，说不定能看到。”又说，“我要有你的本事，就把他们四个人都写一遍，不知你咋样，我现在时不时就想起他们，他们还就像以前一模一样。”我点点头，我何尝不是，回乡之前，我正以“消失的词语”为题，着手写一个系列的东西。他们就在其中，因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消失的词语。
田家四季苦，农人酣睡香。蒿杆已呼声四起了，我却睡不着，月光从窗棂爬进屋子里来，水一般柔静，有几声鸟鸣，让夜更幽秘、深远。我微闭着眼睛，沉入深深的烟雾里，他们就踏着那月光，款款向我走来。他们在我们的村子里最短的改造了三年，最长的改造了四年，第二年过年的时候，大队长陶世宽宰了一只羊，请他们过年，几杯酒下肚，陶世宽忽发感慨说世事越来越让人不明白了，像你们咋就成了反革命呢？一个下棋的，一个画画的，一个写字的，一个唱歌的，都是些手艺人，咋就反起革命来了呢？几个人说我们不是反革命。陶世宽说日他妈，你们不是反革命，难道我是反革命？你们不反革命，到我这里改造个球！
我写下了他们的名字：高佑佐、夏再道、蔡翰林、田石艺。我有些奇怪能把他们的名字完整地写出来，真是应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他们在我们村子里我们从来都没叫过他们的这些名字，而叫反革命、老汉奸之类的。因为是竖着写，他们的姓组成了“高夏蔡田”，我忽然记起这正好是百家姓中的一组。我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因为特殊的年代他们走到一起来了，没想到组成了百家姓中的一组，我敢说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想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