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00年第05期
栏目：艺术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
父亲很希望我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岁数还小的时候，就想让我学乐器。
快上小学的时候，我随他们去了贵州遵义，那里有一个工业基地，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我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我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我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对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两年以后，小王老师的琴艺已不够教我的了。父亲带着我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我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我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我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父母把我送回上海。
我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我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我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我练习。我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我的总谱成了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我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我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我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我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我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我们学校让我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我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我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小兄弟”，总是与我过不去。为此，我也组织了一些“同道”，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给我的“同道”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我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我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我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我们这一边。在我快升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我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我们发出了警告；我们越来越过头，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中学”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我讲，说我学坏了，我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我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我多，我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宁静，我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我面庞上的温度。她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我的思念之情，我突然非常非常想念我在西南的父母。于是，我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我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我。
父亲来接我的时候，毛主席死了。全国都笼罩在悲恸欲绝的气氛里，我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我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