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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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现在我家里。
老婆找了个机会，凑上来压低声跟我说：“真是令人惊艳哪！”
她说的是父亲身上那套中式衫裤，一看就是在小裁缝店里定制的，当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况时，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绸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架势。
要说，他这身打扮也无可挑剔，除了淡蓝色短裤在里面若隐若现之外。我只瞟了一眼，就再也没敢看第二眼。算了吧，这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的权利，但指出父亲的不得体之处，也是儿子的权利，而我却选择了垂下眼皮，是内心深处的鄙视，还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来后，他会额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开支？我不知道。
父亲靠我们兄弟仨的赡养费过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会议，那次会议约定了许多数字，包括每月的赡养费总额，平摊在三个儿子头上的数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起来到储蓄所，开立了一个存款户头，大家一丝不苟地抄下那个账号，以便届时把自己头上的赡养费打进来。从此以后，父亲就可以像领退休工资一样，拿着这个存折来领取生活费了。
我们很快就习惯了一手领自己的工资，一手给外地的父亲发工资，他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让我们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开很多东西不谈，遵守约定是最起码的信用。
这撇开的很多东西可以不谈，却忘不掉。
母亲还健在时，家就是一张饭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节，比如重大纪念日，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吃顿饭，喝点酒，再打着饱嗝四散离去。那时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的糗事、难关，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变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旧话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谈到。当我们聊起那些曾经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时，感觉再也没有什么比伤心的往事更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养成按时给赡养费的习惯，我们空手回来，又空手回去，只把闹哄哄的余韵留在那间小屋里。父母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原先是农民，改革开放时进了城，做过小商贩，打过工，但都没挣下什么钱，当我们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个想法，父亲还是了不起的，他把一个家从农田里连根拔起，移栽到街边，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竟然也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电扇，隔几天还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简单的。而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改变了模样，她不仅带走了那张令人留恋的饭桌，似乎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求生能力，尽管才五十多岁，母亲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们提出，他搞不动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们该供养他了。
他所说的“搞不动”的工作，是一家小工厂的门卫，他曾经干得很卖力，但后来开始遭人投诉，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想当年，我办过藤椅厂，开过小商店，搞过推销，现在落得给人看门，还被你们嫌东嫌西！”他反诉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事无事拖到后半夜才回厂，我也是人，我不用睡觉吗？眼睁睁往刚扫过的地上扔东西，扔一次扫一次，地上都扫出坑了。还有，我一张热脸跟人打招呼，人家却扔给我一个冷屁股，门卫真不是人干的！”后来他索性拉下脸来，上至厂长下至临时工，谁也不理，人家又说他这个门卫整天板着一张脸，看着晦气。更可气的是，有人丢了自行车，也来找他问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保安。”
也许是丧偶综合征。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做门卫，但那时他做得有滋有味，甚至负责起单位的收发工作，时间一到，把门一锁，抱着一大堆邮件，到各个部门分发，拿到邮件的人都跟他说谢谢，他感到很有面子，一有机会就跟我们讲，某某科长什么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特别客气。还是那个单位，还是那个岗位，彼时和此时，情况却大不一样，其中的原因，我们觉得，必定跟母亲有关。母亲带走了他心里的依偎感、归宿感，让他成了孤身一人，孤单让人自卑，人一自卑，看什么都扭曲了。
这就令人疑惑了，母亲在世时，他们并非一对恩爱夫妻，从小到大，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两个大人的吵吵打打，互咒对方不得好死，甚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到后来，我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能在惊天动地的家庭风暴中，置身事外，安然入睡。这种锻炼是有益的，它使我们一个个出落得冷静而理性，一副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君子风度。有年夏天，半夜里山洪暴发，偏屋的山墙被泥水冲开一个大洞，鸡喊鸭叫当中，我们兄弟三个鼾睡如故，只不耐烦地翻了个身而已。
我说过，我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最逊的一个，也是全日制大专毕业，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一对夫妻，也有夫妻间应该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许跟我们有关，但我们却无权擅自组成法庭，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作出判决。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要么仓皇出逃，要么装聋作哑。所以我们兄弟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外地落脚生根，最近的是我，离家也有二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