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文学》2015年第11期
栏目：小说
大保同钟海仁是好朋友，发小，关系铁得不得了，一个包子分着吃，一根冰棒轮着唚，俗称“一对油盐坛子”。
两人是上初中以后才关系热火起来的。小学六年，同班，但不同组，虽是熟识，少有来往。县城里的小学，生源固定，学生主要来自三类家庭。一类机关干部子弟，一类手工业和小商贩家庭，还有一类是农业户。县城是座古城，有四百多年历史了，格局十分周正。旧时的衙门正在县城中心地带。解放后改作了县政府（也叫县人委会），当地人还是习惯叫那里“衙门口”。衙门口当然是很气派，很庄肃的。门头高大，全用青砖垒成，两扇大门包了铁皮，铁皮上密密麻麻地凸现出拇指大小的圆形铁钉。铁皮铁钉都很老旧了。乌黑沉重，更透出一种威严。衙门口早先应该是有两尊石狮子的，但解放后只余下两座石墩了。石墩皆有一人多高，可以想见当年的石狮该是很高耸，很威武的。衙门口前面有一道小小的斜坡，下宽上窄，两侧各有几级石阶。早先，县城当然是有东、南、西、北四条城门的，依次叫作东门头、南门口、西门里、北门脚。如今，旧城门没有了，城墙也没有了，只在南门口和西门里余下几段城墙废墟。那些地名也沿袭至今。一条城门，代表一条街。街，都是石板街。街道两旁，不断有小巷口朝里伸延进去，一拐，一插，又横生出更多的小巷子。于是，以四条街道为经，无数的长巷短巷为络，结构出了一座错综繁复的县城。两条小河，分别从西门里和北门脚注入，流经全城，再在衙门口汇合（衙门口前面一段的河道上是用石板盖住的，都是一丈多长两尺余宽厚可尺余的青石板），从石板桥下穿越约十数丈，快到东门头了，忽然又现出在地面，水面一时显得宽阔拥挤，折身城东坝口，砸出訇然巨响。县城里头临街的住户，大多都是商铺，或是手工业作坊。房屋一水的皆为青砖黑瓦，都有一进、二进、三进，还有四进的。都是前店后家，是商铺，是作坊，同时也是住家。这些人家大多家道殷实，米缸充盈，饭桌上不断荤腥，油水很厚，每天能喝上壶把两壶水酒，家里小把戏的裤兜里总卷着几块零用钱。逢到仁和墟上的戏台楼头有大戏公演，或是电影院到了新片，或是县里湘昆剧团在大礼堂演折子戏，他们都会挤到里头去凑个热闹。他们的生活大致还是艰辛的，可是总算稳当。他们脸上常常浮着一层满足的笑意。
街道背后密挤的巷子里住了很多农业户。那里的堂屋错错落落，高高低低，大多很低矮，很逼仄，但也有不少明窗亮瓦，高房大柱，各各显出上辈人的生活痕迹，这些人家虽然住在县城，却还是农业户口，在城外有田、有土，有自留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计工分。他们的堂屋里挂着镢头、耙头，竹篙上搭着干红薯藤。他们和城里人在同一口井里挑水，但脸盆架上的洗脸毛巾总是黑黑的。那里的巷头巷尾，常常忽然拉下一堆冒着热气的牛屎，不一会，就给人刮走了。他们的勤快，一点不逊于乡里农民，每天黑早，就挑着一担尿水上自留地去了，到天亮时，已经披着一身露水回来，尿桶里头装着水淋淋的青菜、南瓜、冬瓜、苦瓜、辣椒、葱姜大蒜，穿街过巷，在衙门口的街边上一停，没几下就卖完了。那里的巷道里，常年飘荡着熬猪潲的带点酸涩的气味。那里的人家从早到晚都不安生，从门窗里不时传出大人打骂小把戏的愤愤声（他们打小把戏不是甩耳光，是用竹扫把，用竹响篙，用铁火钳，用鞋底板，恶起来时也有抄板凳抄扁担的）。那里的婆婆姥姥时常聚在一起喝抬茶，男人抽烟都是裁报纸卷喇叭筒。他们吃饭用捧碗，夜晚出门点麻杆火照路，家里的小把戏上学路上拿个煨红薯边走边剥皮。
机关单位的人大多居无定所。他们大多不是本地人，是从邻县、从地区，从长沙调过来的，还有几户是南下干部。他们都靠租房子住。所以，他们往得很零散，不可能相对集中，街两旁，小巷里，四处都有。因为是租房，不可能周正齐全，有的是从一栋堂屋里劈出半边，有的是在一条长屋的后面隔出一间两间，有的是租住在人家的楼上，还有的干脆是拿杂屋厕所改造出来的。这些人家在一个地方都住不长，隔不好久就要搬一次家。钟海仁家就在东南西北四条城门都住过。这些人家的门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家里的墙壁都糊了白纸或报纸，桌子上覆了塑料布，电灯是有罩子的。他们大都穿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一支（或两支）钢笔，下口袋鼓鼓囊囊地兜一本笔记本，走路迈四方步。他们理发都是到衙门口旁边的大理发店，他们喝水都是用一种洁白的搪瓷缸。冬天穿那种毛领大衣。他们来这里几年或十几年了，却还不会讲本地土话，开口都是外地官话。他们当然都是有国家工资的，吃粮吃油也有定量，但不少人家生活还是很拮据。家里的煤灶都很小，生火时四围的煤渣多过中间的炭，饭桌上经常是白菜豆腐，豆腐白菜，偶尔房东送过来一碟坛子菜，会喜欢得不得了。他们似乎跟当地的生活氛围有点格格不入，小把戏们却融入得快，小把戏们在家里还是讲官话，到了外面跟小伙计们在一起，就都是满口的土话了，半点不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