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晚餐喝的是大酒，牡丹江当地酿造的小烧锅。先是三杯干，人人有份，谁也不能落下，这是第一轮，有礼有节；第二轮开始“提酒”，有理有据，诸如：久未见面呀，上次没喝好呀一类，你得喝，不喝不够哥们儿；当然还有三轮：老丛（深）是主席，老蒋（巍）也是主席，主席遇上主席，也得喝吧？喝！你们是作家，我们工会的小青年爱文学，他们得敬老师酒吧？得搞好关系嘛，不喝不行啊，得喝！几轮儿过去，厨师端上来一盘小鱼，说是镜泊湖的，掌长，头尾一顺儿，码得整齐。
工会主席说：“头三尾四。”我不懂，只能接着往下看。原来这哥们儿说的“头三尾四”是指鱼头冲着谁，谁三杯；鱼尾冲着谁，谁四杯。你想，这盘鱼尾能冲着谁呢！
韩作荣笑笑说：“行！就四杯，我喝。”
“慢，等我数数。”工会主席拿筷子扒拉盘里的鱼：“每条四杯。”哦——我惊讶了，目瞪口呆，那是九条鱼啊！四九三十六杯啊！
韩作荣稍作停顿，一挥他那香烟熏黄的手：“他娘的，拿杯子来！”把所有的杯子拿来，共十二个，一字儿排开，杯子不大，三钱的。待得斟满，这老兄便一口一个地往喉咙里倒。说实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喝酒。工会主席倒安然无恙，韩作荣就显出了醉态：他破例地拿了几个易拉罐饮料回住处。在夜幕下，迎着小楼里透出的灯光，只见他将那易拉罐笨拙地夹在左右两边的腋下，还激情不减地挥着手说话，那易拉罐便落在地上，滚地的影子模糊可鉴。他捡起，复又夹，复又掉，如此反复，高大的剪影很忙很生动，令我悠然想起少儿时看过的电影加片——狗熊掰棒子的情景。这一幕，印在我脑际多年，要形成文字时就犹豫了，怕伤着哥们儿朋友。春节期间，聚在韩作荣家喝酒，说起这个故事，徐刚说：写！干吗不写？写出来，作荣才是个完整的人，真实的人！作荣的夫人郭大姐也作鼓动：怕什么？写他，他的故事多了。
作荣憨憨地说：喝多了的“洋相”何止这些，我还被人家绑在树上过呢。说的是一次喝得回不了家了，醒的少是女的，醉的多是男的，送不过来，就把他先绑在树干上，脸朝外，耷拉着脑袋等着。
我调侃说：听说是用裤带？
他说：哪呢！是用围巾，娘们儿干的。怕我走丢了，还把扣系在后头，真损啊！
我想：人的一生，谁没有年轻过？年轻时谁又没有造几件糗事？哈哈，年纪大了、老了，有几件笑话能供老哥们儿相互调侃，且也是又一件乐事。
作荣这几年身体小恙，不喝白酒了，我有些遗憾。
他说：“少给大夫找麻烦，少给家人添担忧而已。”
但他改喝红酒了，喝得很入味，很地道。去年我看到了他关于红酒的文章《有生命的液体》，他可堪为品评红酒的专家了。于是我就把朋友送的红酒留着，每年春节和老婆拎着，一道去他家，换得一瓶老酒喝。他给我喝的都是十年以上的老酒，几十年的友情就着陈年的老酒，还有郭大姐的酸菜馅儿饺子，这个年过得愈来愈有味道了，酒也喝得越来越有味道了。
今年是和徐刚兄相约一起到作荣家的，徐刚见了我就调侃，专门在我老婆面前揭发我的糗事。我老婆是黑龙江人，痛快豪爽，没心没肺，能和徐刚这厮调侃到一块儿。
老婆说：山西人就是会过，有几百瓶好酒舍不得喝，一箱一箱地买红星“二锅头”。
徐刚问为什么？
她说：怕以后老了没人送了，存着呗。
徐刚和作荣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准备活几年？我俩的就够你喝几十年的，别担心，老西子。虽是调侃，让我心里有些热乎。
郭大姐也是黑龙江人，说得更实在：我家还有两瓶三十年的汾酒哪，明年来喝。
老婆说：三十年的汾酒很值钱哪！郭大姐慢条斯理：多值钱也不能卖啊，留着干啥，喝喽。
作荣笑得苦不堪言；我却得意地笑着，期待着来年的春节。
酒渗透在我生活中是我的愿意，成为我工作的伙伴却是我的意外。我曾经有幸欣赏到了一幅不可复制的风景，并历史般地留驻心中，使我走上了对酒近乎迷恋的快行道。
1988年3月，贵州作家何士光来京开政协会议，建议《人民文学》组织一个有关茅台的征文奖项，他愿意负责联络促成。四川作家周克芹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也表示赞成。这个奖项定名为“茅台文学奖”，由茅台厂委托杂志社承办，文类为散文。七月评选揭晓，定于十五日在茅台酒厂举行颁奖仪式。主编刘心武因受邀出国讲学不能出席，委托副主编周明带队，我当时代理总编室主任，王扶代理一编室主任，听从周明调遣，一同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作家陆文夫、从维熙、谌容、叶楠、何士光、周克芹、乔迈、梁上泉、李宽定、顾汶光等，崔道怡作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评委也出席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