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教所出来,我也趿拉着一双鞋。那是一双黄胶鞋。里头的人穿的全是这个。里头有人盯着,出了铁门,没人再来管我怎么穿鞋,怎么扣衣,怎么叠被子,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我一脚把鞋后跟踩到脚底。趿拉着那双黄胶鞋,我想我得做点什么。绕着围墙往后走,估摸着里头就是我住了几年的地方。为了表达我的敬意,我掏出一样东西来。跟我一样,关在里头的这些日子,它也长得壮大无比,老想蹦出来干点什么。喝下去的水,现在都到了它那里,仿佛只要我把口哨一吹,它就会喷涌而出。可不是,它们停在门那里,就在办手续。等到它猛地一下奔出,连上头的口哨都被扯了回去。
撒过尿,我趿拉着鞋子接着往前走。在我看来,一双鞋子的全部罪恶就在它的后跟。有了它,鞋子就把脚囚禁。没有后跟,所有的口令,到一双拖鞋这里就流产了。出了劳教所,我以为从此我就可以趿拉着鞋子晃荡。可是我错了。
看起来,劳动局的大楼与劳教所似乎不是一回事:没有人用铁门把你关在里面,当然也不会有人背着枪看住你。而且,这里头不是你想进就可以进得了的。在这里,其实不用干太多的事,你可以吃得好、穿得好,到时说不定还有一套一室一厅之类的房子住。还可以受到好多人的尊敬,比方说妈妈那边居委会那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太,以前一看到我就板起一张脸,自从我进了劳动局,总是早早地把脸上的皱纹弄成笑容。
可是我觉得,骨子里它跟劳教所,跟拔起后跟的鞋子一样,都是要把你装在里头,就像用袋子装一件东西。不同的地方在于:劳教所不让你出来,在这里你多半不想出来。劳教是有期限的,这里没有期限。劳教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关进里头算了。这边就好像在你的鼻子上牵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不用说,每天你得准时坐到某一层某一间屋子的某一个座位上。领导随时会出现。领导一来,跟教官来了一样。那边是弯一弯膝盖,将身子往下一蹲说一声报告教官。这边不兴女人撒尿似的往下一蹲,作兴的是朝他点头、朝他哈腰、朝他笑。还得看他脸色,拣好听的说给他听。那边开会,这边也开会。不同的是这边开得更多更长,有时上午开了下午接着开,甚至一直开到晚上。奇怪的是,好多人明明不喜欢开会,还要装出喜欢的样子,拿一支笔往本子上记。完了还说自己听了如何如何,今后要如何照着做。我听着背上都发酸,不知道说的人为什么不怕牙齿酸。可是没有,无论说的还是听的,都觉得很正常。以前还以为只有学校出操,劳教所出操,没想到这里也出操,不管科长还是主任,棋子似的摆到一起,叫一声就摆一下手,抬一下脚。喊一声腹背运动,就连腰带头一齐弯下去,白发黑发长发短发都不例外。接着往后仰,那些早就不再挺起的胸脯,也都挺在那里。余局长说他军人出身,喜欢整齐划一,看着舒服。为了让他老人家舒服,大家就统一着装,整齐划一给他看。
鞋后跟多半是自己拔上的。他们多半是心甘情愿待在劳动局的大楼里。小时候我们用篾片织笼子,在上头写上皇宫,写上首都,把蝈蝈装在里头,还捉了蚊虫来喂它。可是没有一只蝈蝈愿意住在里头。因为它们不是家里养的鸡和鸭。鸡也有翅膀,鸭子还会游水,可是它们不会走得太远,它们要等着拿饲料来给它们开餐。
一进劳动局我就觉得不爽,也让余局长觉得不爽。那天全局会餐,余局长一桌桌敬酒。张主任给我倒了一大杯。余局长望都没朝这边望,说了一声:把它干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说。满桌子的眼睛都朝我望着,那样子好像不喝不行,喝慢了都不行。我牛劲儿上来了,突然就不想喝这杯酒。旁边的张主任骂了一句:这家伙,湖里捉来的野东西!他脖子一扬,手一举,咕隆咕隆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那气概,有些像董存瑞炸碉堡。
这以后,余局长再没有正眼看过我。叫他,他顶多在鼻子里哼一下。那天上厕所,我一头撞进去,里头是余局长。他不在这一层楼办公,可他在哪一层楼大便小便都可以。他正在下半截用力,转过头来,刚好跟我的脸相遇。我没话找话:余局长,上厕所啊!厕所里空间小,我的声音大了一点儿。我没听到他上面有什么声音,下头倒是稀稀拉拉有液体滴落的声音。我感到很没面子。我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做着同样的事情。从落到地上的声音来看,我的来头比他大得多。他凭什么?我弄完了,他好像还没完。厕所里可以不要面子。我转身走人,从此碰破头,也不再叫他。
开大会的时候,余局长开始敲敲打打:有些人啦,也不想想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那样子,倒像是越南战场上下来的!他不点名,说到这里有意停了停,一阵附和的笑从台上开始,波及台下。在局里,我本来就水牛不合黄牛伴,这一来就更加孤立。偶尔有人跟我说几句话,突然看到有领导走过,话都没说完,赶紧溜走了。我窝着火,像一把倒立在门口的扫帚,单等一阵风来,打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天上午,局里举行广播体操比赛,要求统一着装。我趿拉着一双拖鞋。在楼道里,余局长一看到,就朝我吼。我吼得比他还响,因为我撒尿就比他撒得响亮。我再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发光的萤火虫,只要装进玻璃瓶,要不了多久,它们的屁股就会一片漆黑。
想走就可以走,这大概是劳动局跟劳教所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