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粤海风》2014年第02期
栏目：粤讴
在陈寅恪一生中，1958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年代之一。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教学、科研与心理有何重大影响？本文勾稽当时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厚今薄古 边学边干”长篇讲话的摘要，透露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中，公开表态支持陈伯达的报告，“……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报告，一个通知。”[1]毛泽东又以轻蔑的口气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2]
为了贯彻最高指示的精神，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来自延安的史学家范文澜的大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陈伯达的讲话和范文澜的文章，传达出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厚今薄古，占领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学术部门，压倒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会有用，否则就是一无是处、一无用处的“狗屁”。这预兆着在史学及其它学术研究领域，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要做“党喇叭”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领会了毛泽东讲话的意图，闻风而动，身先士卒，带头发起对陈寅恪的批判。在1958年5月16日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信中，传达出所谓“厚今薄古”，是毛泽东的意见，并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要人们不要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扬言“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同时，他当仁不让，表示这些话就是当着陈寅恪的面他也敢说[3]。远在杭州的夏承焘得到内部消息，“得文学研究所寄跃进规划，以王国维、陈寅恪为批判重点。”[4]他所在的大学领导作报告：“今年须批判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五人。”[5]如此看来，陈氏就是这次大批判的箭靶子之一。对他的批判，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围攻。
此时全国大学的校园，几乎都成为大字报的海洋，中山大学也不例外。各单位所召开的批判会就更频繁了。学生们贴出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之类火药味很浓的大字报举目皆是。弄得反右运动以来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靶子。在康乐园开展的一个接一个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犹如哗哗不断的大风雨，几乎没有一个老教授，不经受风吹雨打的折腾。
学生们给陈寅恪贴的大字报不少。他们连陈所写的论著和文章都没有读懂，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就摭拾起时髦的词句，搬弄流行的观点，无限上纲，给他扣上诸如抱住“陈旧”的观点不放、拒绝思想改造的“老古董”，或者“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多顶大帽子，进行人身攻击。
当时，人民出版社奉上级指示，从北大、北师大、南开、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等校历史系所贴出的数万张大字报中，精选出近百份大字报结集出版，给我们留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中大历史系两份揭批陈寅恪的大字报，颇讲究“斗争艺术”，格外引人注目。
一份是以批判孔子出名的中国思想史教授、系主任杨荣国等人署名的《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上存在的缺点》。这份大字报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陈寅恪，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陈寅恪。另一份《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寅恪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在众多揭批陈氏的大字报中，这是揭批最狠、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这份大字报把学术观点与所谓政治观点混为一谈，颠倒黑白、硬把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胡批一通，以达到全盘否定陈氏的史学思想、治学方法及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的目的。比如陈氏在讲课中谈到，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关系，汉族与外族的关系亦是文化输入的关系。大字报作者自知功底太浅，不敢正面交锋，却扯出政治的大旗，批判陈氏根本没有提到政治关系，更谈不到经济关系。又如大字报作者批判他的“唐朝道教兴盛论”，大概执笔者自己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批来批去批不出个名堂，无法下台，便讽刺挖苦陈氏对道教在唐朝兴盛原因的分析，“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这种分析，竟出自于‘大史学家’陈先生之口，是浪费我们的青春。”[6]这几句罔顾事实的话语，深深刺痛了陈氏的心。也许大字报作者也感到理亏气虚，做得太过分了，收入集子时竟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是两本大字报集中唯一没有署名的大字报。
大批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师道尊严的美德，遭受亘古未有的践踏。陈寅恪觉得，这些大字报真是以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自己无法看大字报，便叫唐筼每天出门去抄，回来以后再念给他听。陈寅恪及其家人，对这种抛档案材料、揭老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字报非常反感；更为一些知识分子对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不做抗辩，反倒逆来顺受、屈辱认错而感到痛心。他不能容忍对传统道德的破坏，尤其不能容忍对自己的恶毒谩骂。有一天，深为了解他宁折不弯性格的唐筼，看到大字报中有“这样的作法（指资产阶级史学方法）和在一个僵尸身上穿上华丽的衣服……结果仍不改变其为死人一样”的字句，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当即表示出莫大的愤慨，敢于跑到办公室去向领导和“革命群众”直面提出抗议，维护了陈寅恪的人格尊严。
批判运动的组织者深知要批倒陈寅恪，谈何容易，便四处物色操刀捉笔者。因此，陈寅恪的友人及学生，便面临着参不参加批陈闹剧的艰难抉择。中大的刘节、梁方仲、吴宏聪、高华年、赵仲邑、蒋湘泽等中文、历史系教授，都是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不但没有贴陈寅恪的大字报，而且还关注着他的处境。中国经济史专家、二级教授梁方仲不顾自己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公开劝说过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不要跟风起哄。他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7]。这句话，日后在中大校园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事过半个世纪之后，吴宏聪教授还愤愤地对作者说：“那时我常去校园看大字报。揭发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虽然很多，但都是些琐屑小事，无限上纲。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读书太少，在学术上根本没有资格、也批不到陈寅恪，简直胡闹。”
陈寅恪在外地的大多数友人和学生，顶着压力，不落井下石。在笔者过眼的批陈文章中，尚未发现与他交往甚深的重量级学人来凑热闹。他的大多数学生，如季羡林、吴晗、夏鼐等，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可以批判别的学人，但要真正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却不忍下手。与陈氏教过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对“批陈”持不合作的保留态度，选择了沉默以对的方式，没有卖师求荣，或者表态与乃师划清界限。季羡林可算是这类学生的代表。他虽然承认“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8]
但他的另一些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新信仰——马列主义。新的信仰，使他们把时髦的理论“驯服工具论”奉为行动的圭臬，从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学者，转化为听话的“工具”。作为党员，他们必须遵守纪律，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挥，而从来没有怀疑这种指挥是否正确。作为学生，陈寅恪对他们又有教育、栽培、扶持之恩，对老师的学问、人格，无不钦佩之至。所以，上级交给他们批判陈寅恪的苦差事时，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不得不服从，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私心杂念，也许出自思想深处的“左”的观念，便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内心却挣扎在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比如最有可能成为陈氏衣钵传人的北大周一良与中大的“岭南才子”，就是这样的典型。
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周一良的曾祖父周馥，出自湘军系统，曾任两江总督，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有所交往。周的祖父周学海的墓志铭，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撰。周的父亲周叔弢，曾在三立老人于南京所办的四益家塾附读，与陈师曾、陈方恪有很深的交情。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就发现周一良在史学研究上的天赋及其在国学、外语上的深厚功底。周氏在学问上一直得到陈氏的精心指点、培育，在事业上也受到陈氏的大力扶持。1936年，他未来的夫人邓懿女士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他还特地嘱咐邓，要听陈氏的课。可以说，周一良从陈氏那里所获甚多，每前进一步，都融注着陈氏的心血和精力。陈氏南下广州之后，他们仍有书信来往，间或陈氏还向他寄赠诗作。尔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他们互通的书信才稀少起来。没想到1958年，周一良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他在大字报中深挖自己厚古薄今的“根”，竟然是这样的：“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这分明是陈氏治学的经验之谈，与所谓“厚古薄今”完全没有关联。不料，周一良笔锋一转，“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和种‘畏’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9]轻轻易易地把“厚古薄今”的根，挖到昔日恩师身上。幸亏陈氏远在广州，没有听说周一良贴过这样的大字报，否则他会非常伤心的。
与此同时，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分配周一良写批判陈氏史学思想的文章，准备交《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他明知“是不能够驳倒陈寅恪先生的论点的”[10]，但还是没有任何考虑和任何顾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可能根据那篇大字报的内容，加以扩充，写出批判文章交卷。不过由于稿挤，也许还因为批判不够深刻，未达到上面的要求。结果《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没有发表他的文章。因此，外面的人以及陈氏本人，都不知道他写过批判陈寅恪的文章。但是他在良心上感到对恩师负了罪。良心对他的谴责与鞭挞，使他愈到晚年，愈感到对不起自己的恩师，愈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心灵就愈痛苦。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大彻大悟。自1988年以来，中大、北大、清华等校，多次举行纪念陈寅恪的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以赎罪愆，还写下多篇追忆恩师的文章，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1999年11月27日-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病在身的周一良不能到会，却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不但自我披露了写批陈文章这件鲜为人知的不光彩往事，而且还触及灵魂，做了深深的忏悔。笔者时在会场，当主持人代念完了周一良的忏悔书时，会场陆续响起了唏嘘之声——周一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终于得到学林的谅解。两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世界。
陈寅恪不知道，恐怕周一良自己都忘记了，作为陈氏的弟子，他一有机会，也在尽可能地保护恩师。著者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外调材料：周一良针对中山大学有关部门发函调查陈氏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答复的亲笔回函：
关于陈寅恪
周一良 六二·三·十七
（一）关于陈与其父陈三立关系，所知几乎等于零。只知其父为诗人，陈写诗可能受其父影响。
（二）陈兄弟间关系影响不清楚。
（三）陈与俞大维可能在德国同学，以后俞大维又娶陈之妹，关系可能很密切。俞大纲抗战前在伪中研院史语所工作，研究唐史，受陈指导，陈对他影响较大。但抗战后，俞大纲脱离中研院去作生意，恐在学术上没有再发生关系。其它方面关系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