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文坛》2017年第01期
栏目：理论新见
随便哪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任何女人，我知道这个！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
一切简单化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任何革命者都有自己的左派主张……如果中国人对此不理解不接受，如果他们相信人身上的一切是可以缩减的，那么一切革命就完蛋了。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
全世界的作家，无论什么人，都在用马克思主义写作。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
杜拉斯喜欢说这个有关“女巫”的故事：中世纪的男人们随领主出去征战了，女人独自留在农场和森林里，忍饥挨饿，很孤单，于是她们开始跟鸟儿说话，跟松鼠说话，跟树木说话，当男人回来之后，她们还继续这样，因为不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她们，而发现她们自言自语的正是男人……
女人话多，还自言自语，男人们把她们说成女巫，然后用火烧死。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女巫》，她们被认为是神秘不可知的，令人不安与恐惧，她们与自然沟通的能力显然高于与人的沟通。当男人们用“正确的话”自以为是地占据了各个领域之后，文学的疆土于是就留给了一些“道德上的无能者”，而“道德的匮缺”被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研判为“女人性”，杜拉斯对此津津乐道，她说自己就热衷于书写“在上帝的腹部挪动”的女疯子们……
小说是虚构的产物，无中生有的工作专属于作家。那么这部文学机器是如何装配的，又是如何运作的，20世纪之后，经由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的启示，所有的哲学家将他们的争论战场铺设在了文学的疆土上。小说—潜意识—虚无—欲望—时间—存在成了可以相互置换的同义词，哲学家和作家们的工作目标趋于一致，这就是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在评价妻子时所说的：她是罕见的天才，对于可能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于不可能的事物却非常精通。
如果单从写作史的角度来看，女人的群体性写作行为的发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首次提笔的女人几乎都是从小说出发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小说的发生与女人提笔作为两个比邻性的事件，都发生在资本主义那充满光荣与梦想的19世纪，此后，几乎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女作家再也不是文学王国中的珍稀动物了，这是启蒙之后写作作为专门的劳动和工作，彻底地涵括了男女两种性别。
有句俗话说：女人是天生的小说家，但这还不完整，这要看小说和小说家在何种层面被定义的。如果不采用文学理论教科书里定义，那么更宽泛地说，小说应该属于人文科学的一种门类，尽管创作和研究被截然的区分开来，那是便于既无创作能力又无研究能力的人们，为自己的不足找到一个辩解的托词而已。基于外部的功能性效应，似乎人们已经明确了社会需求的具体内容，与之对应地，人文科学被分门别类，今日小说的类型化趋势也可以放在这样的类型学中得到理解。那么人究竟想要什么，在欲求什么，每个学科都能给出不同的解释与方案，并且认为自己的方案是最紧迫的。
在无法立即给出答案的地方，小说才得以立足，这项没有产出真理和知识的工作，经由福柯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只能依靠无意识和爱欲了。
为什么说这小说是女性主义的？
在惊人的混乱之中，杜拉斯的写作生产了一种欲望真理，并拒绝来自男性哲学家的致敬。1964年，《劳尔·斯坦因的迷狂》（王东亮中译本《劳尔·V.斯坦因的劫持》，以下简称《迷狂》）出版，拉康喜不自禁地向人们宣告，杜拉斯的小说证明了人能够在虚无之中得到启示，作家完全可以在无意识层面工作。午夜巴黎，拉康拨通了杜拉斯的电话，杜拉斯扬言是拉康想跟她睡觉，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样的谵妄毫无新意，但谵妄恰恰是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对象。正如评论者说，他们之间的确有爱情发生，即文学和精神分析的爱情，或者分析师和患者之间的爱情。
这是一桩值得庆祝的文学事件，分析师的座椅第一次出让给了文学，正如弗洛伊德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无论如何我必须抵达那儿，在那里让无意识揭示自身，从而让奠基于时间之上的经验，通过歇斯底里症，来发现这经验的欺诈性标记[1]。《迷狂》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份病理档案，客观地记录下了疯子的言行。疯总是相对于正常理智，因后者总是将一切不可理喻的事物都归咎于前者，这时理性就成了裁判，将事物分成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换言之超出理解范围的，必须排斥掉，可用劳尔的话说，“你们在原因上就弄错了”。
心智正常的人们都以为劳尔的疯是因为她被遗弃了，在众目睽睽的舞会现场，劳尔的未婚夫被一个老女人拐走了。接着劳尔离开，嫁人，经历了十年的幸福婚姻，有忠诚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可是老毛病又犯了，她总想回到当年的舞会现场，她背叛了她手里的幸福。故事的翻转在于，受害者劳尔带着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一切，是的，毁灭一切，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友谊——她唯一的朋友是她的高中女同学以及女同学的情人，并成为这对恋人的共同的情人——看起来所有人都围着她转，她是非现实的，她就是欲望本身，窟窿一样的席卷所有人的力量，拥有一切并摧毁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