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文学》2016年第05期
栏目：非虚构
不管大工业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两个前提条件具备与否，让妇女们在农业集体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择一而事，是符合恩格斯二者选一之观点的。而1958年骤然兴起的大办公共食堂运动，不由分说地让妇女们摆脱日事三餐等家务劳动，不能不说是人类自家庭诞生以来的一个伟大奇迹。
这一年，我经过一场糊里糊涂的考试，成了米山初中的首届学生。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经米山茶棚往北，顺新修的土公路回家，途经岔进下冯庄的大路口时，发现路边堆着一堆由老百姓家收缴回来的各式各样的铸铁炊具，像是让拉去当废铁卖的。据族弟安生最近回忆，当时他在南朱庄完小读书，也见该村的路两旁堆集有从各家收来的这些炊具。这证明公共食堂已较普遍成立了。既如此，则有个解决食堂粮食来源的大问题。据安生说，起初是号召各家主动交出粮食，再后则是大队某干部领上人入户搜查，从他们家搜走了一坛小粉，侥幸漏网的只有食盒内的几两小豆。
我不知道这年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叫《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也不知道上面把这事定性为一场重大的政治任务，更不知道还有文章底气十足地对此罗列了十几条优越性。但对由两个省部级高官凑成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对话，以及各家各户不再坐锅，都到公共食堂吃饭却已有耳闻。
我觉得前几年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竟以如此方式得以解决，也真省劲。目睹这堆也走下百姓家灶台的铁锅、铁铛、铁鏊、铁桶，我感到上政治课时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大门，将因公共食堂的出现而开启，自己这么小就能过上以“共餐”形式为始的“共产主义”生活，实在幸运。
进入初中，我吃上了周转粮，告别了在高小背上粮食上学的历史。第一个礼拜天放假回家，我们好多学生都去街上花8分钱，买了块必不可少的手绢，用来包司务长发给各人的那斤玉茭圪糁，回家当口粮。我记不清这次拿回去的圪糁的下场，只听母亲说，家家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了，家里的粮食都让收走了，灶具中，除留下两口上食堂打饭的锅，余下的都收走当铁卖了。
那天我们一家人的晚饭，是从食堂打回来的一锅米汤。祖祖辈辈的晚饭习惯，不是喝米汤，就是喝菜饭，从不吃干的。这晚打回来的米汤质量还能说过去，一家人都没什么抱怨。
第二天早饭，大概父亲给我上了灶，一家人都是拿上碗筷到食堂就的餐。饭是祖祖辈辈兴下的小米粥，略糊了点玉茭面，质量也胜于各家入食堂之前。菜是白萝卜，也无可挑剔。
尽管名为公共食堂，却无餐厅、餐桌、板凳等应有设施。人们在院里、街上或蹲或站或坐着吃饭，热热闹闹，倒也快活。前人们无缘享受过的这种生活，让他们逮上了，即使设施不全也必须快活。
我就餐的食堂设在后底院，灶房占的是三间东屋。靠东墙是两块大案板，靠南墙支着两口大铁锅。这东屋主人与我们父亲是一茬人，姓张，讳鸿恩，不知何年何月住进了我们冯姓的这个四合院。他是建国前的南下干部，1980年前后返回高平，在县招待所当副所长。我到高平下乡时接触过，老头子人很不错。因他南下了，家中无人居住，他家这三间东屋，竟成就了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村上办了两个食堂。另一个设在泊池东北上广囤叔叔家的院里。
我认为，办公共食堂这件事，仅是1958年“大跃进”中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之一。其一是，公共食堂可让家庭主妇们免受制作一日三餐的麻烦。如我们母亲这类人，即使摇着小脚上地劳动也省一份心；其二是，在新飘扬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旗帜下，这里修水库，那里炼钢铁，东边深翻土地，西边开挖水渠，到处需要劳动力。食堂一办，增强了各级领导调动更多劳动力的能力，且不容商议。因为粮食、饭锅、饭勺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其三是，各家的大部分铸铁炊具以及各家灶火上的铸铁火口和铸铁炉条也被强制性地刓下来和抽了出来，增添了大战钢铁运动的有效战绩。
公共食堂创办不久，母亲和小婶都没成为可调用的劳动力。农历十月初四，母亲生下了二弟金太，十一月十五小婶生下了玲玲。这妯娌俩由此丧失了参加当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的机遇。
依俗，产妇坐月子期间，除了在第三天或第七天上喝一顿带咸的汤面外，每天都得不厌其烦地喝米汤水，说这东西很养人，是当地产妇千年以来必须循守的饮食习俗。
食堂已把各家的粮食收走了，新一年的粮食不再分到家里。产妇们不可能躺到食堂去喝这米汤水，食堂也不懂什么服务上门，唯一的办法是把米发给产妇自理。
父母在21世纪初去世后，我常回去看望的只有小叔小婶二人，并很愿听他们叨扯一气。在2011年有一次回去时，我与小婶在观音堂前坐着，她突然想起当年坐月子的事。说她坐月子躺在炕上那些天，公共食堂已过活到拿不出小米的地步，她的米汤锅里熬的是黍米和玉茭圪糁。而据族弟安生回忆，公共食堂初办之时，过的还真是个尽饱吃饭的天堂生活。在泊池上广囤叔家开办的第一食堂的饭民们，有的竟把中午吃不了的汤饸饹倒进泊池里。但没敢风光几天，食堂却连产妇喝稀米汤的小米也拿不出来了。轰轰烈烈办起来的公共食堂，竟敢不给“放开肚皮吃饭”的牛皮赏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