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1年第06期
栏目：岁月情怀
我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适逢“文革”浩劫，实际只接受过6年的小学正规教育，初中时光多是在“大革命”、“大批判”中度过的。此后插队、回城、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与大学无缘，是为我人生憾事。
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路上，我始终努力前行。前行需要知识，我的知识积累，实际上是从插队黄土地起步的，黄土地就是我的“大学”，影响乃至决定了我的一生。
黄土地“大学”是独特的，是有“三记”为证。
1970年，顶着“初中毕业”之名，我们插队到山西。下乡之初，许多同学还不满18岁，实在算不得“知识青年”。但渴望读书，却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在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没有放弃。这里记述的，是我插队时的读书生活，或许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录，从中探寻我们这一代人的求知轨迹和思想脉络。
转向·选择
我下乡时带了两个一般大的箱子，一个是凭“知青上山下乡证明”到指定商场花了24元买的配给的杂木箱子，用来装衣物被褥；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牛皮箱，装的都是书。除了马恩列斯选集、鲁迅文集和那时人人必备的“毛选”、文革资料汇编，大多数是“禁书”或“准禁书”，例如《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幹之）、《中国革命史》（胡华）、《大众哲学》（艾思奇）、50年代出版的一套“干部必读”（包括前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以及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唐诗宋词和部分外国文学名著等等，满满一箱子，足有二三百斤重。
我之所以带了那么多书，一是读书习惯使然，舍不得丢下；二是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天学，需要“补充”；三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回不了城市了，索性都带走。况且，文革时父亲的藏书几乎被扫荡殆尽，那些书大部分是我自己千方百计淘来的，很是珍惜。
插队之初，我还自以为曾经读过不少书，有点“根底”，能够处理一些问题。（1968年父亲进了“牛棚”，我成了“狗崽子”，苦闷中曾经整日泡在图书馆读马列，把那些经典一本本读过去，还做了不少笔记）但很快，现实生活就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我对马列除了知道一点皮毛，实际上不甚了了，面对现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
现实生活中首先就要与人打交道。插队后，同学之间更是朝夕相处，无可回避。大家分别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触及”（“根正苗红”的同学大多留城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插队成为我们共同的宿命时，家庭的因素和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且不说家庭教养、经济条件，仅生活态度就很不相同。有的人确实认真劳动，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有的人自觉前途无望，索性混日子；大多数人介于中间状态——劳动说不上积极，放纵也非“没边儿”，但又都有自己的打算。无论怎样，反正村里也不管，更没人组织我们学习，倒是比在城市、学校宽松、自由许多。
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我忽然感觉自己很不适应，发现自己除了那点书本知识，好像什么都不懂，遇到问题一筹莫展，而且常常与人发生矛盾。说老实话，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真把马列和毛的思想以及“英雄”人物当作生活指针、榜样，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结果，用来要求自己则自己受罪，用于对待别人则很不招“待见”，还造成关系紧张，一度苦恼极了。我开始明白，理论不能当饭吃，再死读马列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太假。
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以后，文革神话破灭，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激情迅速降温，加之农村的艰苦现实，没有几个人再傻读马列了。即使读，也开始有了选择，例如，我对50年代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颇有兴趣，而且读了确有获益。至于“毛选”，如果不是必须的教条式地学，也大多为了“实用”以应付差事。
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使我懂了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读点真正对生活、对实际、对未来“有用”的书了。
理性·务实
70年代初，我读的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虽然有限也很初级，但却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后来多少掌握了一些文史知识，始终对文史保有兴趣，并且最终从事了文字工作，那么，入门是在文革前，上路则是从插队开始的。
读书成为我劳动之余最好的、也是几乎唯一的精神享受。开始时，村里没有电，每天收工后只能点油灯读书。我带了一盏原来做化学实验用的小酒精灯，点煤油用，真正体验了什么叫做“一灯如豆”。每天几乎“摸黑”读书，这使我眼睛的近视度数急速增加。虽然后来通电了，插队之初眼镜的450度也已经翻番。同学们送我绰号“瞎子”，倒也名副其实。可惜的是，那盏小油灯后来丢失了。
对文学的爱好是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在那个年月，文化的缺乏、精神的苦闷，更使许多同学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本小说如饥似渴，我带到农村的几本中外小说就显得“洛阳纸贵”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虽然坚持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得我们读的最多、讨论最多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自己至少读了五遍以上，而且写下了不少感言。保尔、牛虻和马克思，成为那个年代有限的几个我们可以追求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我们崇拜至极。
特别是苏联小说体传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适逢“三年困难时期”，是用非常粗糙的再生纸印刷的），把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背景，描写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和他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他的爱情生活、“非革命”思想等等，那是当时所有准予公开发行的官方图书都没有的内容，对于我理性而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大有裨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它使我开始认识到，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再是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等虚幻的东西了，应该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和比较全面的认知。这点，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选择，包括舍弃一些非理性的追求，寻求一份有个性的自我。
它引述的马克思写的《论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所说“我们往往不能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作用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大体确定了。”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现实中，家庭出身不是决定性地影响着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命运吗？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又能够有多少选择？“一切服从党安排”，是当年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况且，谁又敢不服从？当然，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了“背叛”，我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摆脱了宿命，但对于更多的芸芸众生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
受那本书的影响，我甚至一度对朋友和人生伴侣的选择也要“参照”恩格斯、燕妮了，曾经不断地向朋友，包括对我表示了某种“好感”的女生推荐这本书，从他们的反应“判断”是否“同道中人”，可见它对我的影响。它也因此而保存至今，成为我那段虽然幼稚但却纯真的难忘岁月的纪念。
交友·拜师
读自己带来的书毕竟有限，在相对封闭的山村，要找到书也很难。走出去才会发现新天地。
1971年初，我到同在山西、相距500里的榆次去看望同样插队的姐姐。在那里，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的高中插队生。他们带的、读的书比我丰富多了，他们的思想也比我成熟、深刻多了。我在那只有8户人家40口人的小山村住了十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聊天，从“三言二拍”到《子夜》、《骆驼祥子》，从《静静的顿河》、《死魂灵》到莫里哀、哥尔多尼戏剧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真是海阔天空——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革命，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需要我去了解、认识。那以后，我与其中的一位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读书感悟，相互寄书交换，回北京更是过从甚密（他帮我买到了许多当时“仅限内部发行”的书籍，如苏联小说、世界通史等等），成为我那几年大量读书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书就要买书。我们村距县城20里，中间还要翻山，所以进城的机会不多。但我每次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去多了，与那里的人也算混了个脸熟，因此有了进入柜台到书架挑书的“特权”，甚至可以到书库去。这样，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一些不公开卖的书，譬如“商务”版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书籍（县城似乎不那么在意是否“内部读物”。它还表明，当时的图书发行渠道仍然按部就班）。我在那里先后买过美国史纲、现代英国、阿拉伯简史、英法德俄断代史、日本近代史、简明欧洲哲学史等等，读后真是大开眼界。由此，我还曾一度对欧美的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搜罗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国际经济贸易的书来读，而且津津有味。
说到对世界问题发生兴趣，还要感谢一位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人。文革中，他学无所用，并且下放到干校去喂猪、种田。在与我的闲谈中，他聊起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经济模式，谈到了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异同、北欧小国的高福利政策，讲解了什么是资本、垄断、税收、股票……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既好奇又新鲜，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应该说，我对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也第一次知道，关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还有与我们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说法”，而且能够让人接受。
交朋友、拜长者，都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而不限于读书。
杂学·“闲书”
1972年底全县知青大选调，多数同学结束了插队生活，进了厂矿企业。我却无缘“跳龙门”，成为继续插队的少数知青之一。次年初，母亲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外交干部培训工作，北京有了家，我回去准备参加传闻中的“高考”。三个月时间，除了“恶补”数理化，就是四处搜寻“闲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种杂书，从政治、经济到文学、历史，甚至旁门左道，只要是印了字的，能够抓到的，无论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有头无尾，就一本本读下去，满脑子灌了一堆杂学，而数理化，除了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因式分解，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到后来，连那些也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回想30多年前读书，还是对名著印象深刻。读过的中外大家作品，现在还有记忆，而那些杂书则大多忘记了，不看笔记，甚至连书名都想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不朽魅力。
也有尽管并非名著，但能够影响人生思考的书籍，会让人记忆犹新。譬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震动最大的南斯拉夫人德热拉斯写的小册子《新阶级》。作为南共元老、纯粹工人血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了，官至国家领导了，却写出那样一本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书，真的很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正统”教育的人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尽管他作为南共领袖之一，由于对苏共霸道、苏联霸权有切肤之痛，不免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思考，即使如我这样的身处文革极“左”年代的中国青年，也觉得能够理解与接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那本书出版于1956年，是“作批判用、内部参考”的所谓“灰皮书”。以当时的政治标准，其观点极“反动”，并很有蛊惑力。但几十年后发生的苏东巨变却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问题、专制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据说90年代，这本书在国内重印，仍然是“供内部阅读”。我当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记起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也正是这本书，颠覆性地改变了我的思维，引发了我对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尽管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想，我有思考的权利，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
眼界·思考
1973、1974两年的“招生”，我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我很沮丧，回到村里，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连家信都不愿意写，闹得家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第二次落榜，我已经很坦然，不仅因为“历炼”出来了，而且因为结识了几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彼此往来密切，相互成为求知的动力，也暂且“忽略”了自己的处境与前途。
那时候，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国际政治历史，这与当时陆续出版了一批内部翻译作品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有《铁托传》、《六次危机》（尼克松）、《约翰逊回忆录》、《美国总统言论集》、《拿破仑传》、《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出类拔萃之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布拉格之春》等相关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