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知识变成了一只手电,我借助它的光仔细地探照刚刚做过的梦,那个看起来特别熟悉的望远镜持有者被我来来回回照了好几遍,梦的画面在我的回忆里可以随时暂停定格,那个重点的桥段,他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副呆在照片里的模样。照片,我的眼前亮起了一道闪电,我知道他是谁了。
我抓起电话,兴奋地期待揭开梦里的谜局。在铃声响了一会儿之后,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妈妈,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飘,身体没事吧?
母亲在那端笑了起来,声音里透着对儿子的满意,没事儿,我去院子浇花了,有点儿累,不碍事儿。
我说,妈妈,我姥爷是不是有一张照片,年轻的时候,胸前戴着花儿,像个劳模。
母亲说,哦,是你姥爷在县上受表彰的那张吧,那是他刚去知青点做饭,年底选了个先进,他借了粮站站长的衣服去开会,那是你姥爷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堂屋里的墙上挂了很多年,后来被你大舅给烧了。
母亲说,你大舅那个时候刚结婚,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你姥爷干仗,就弄一些小动作,铰皮袄烧照片啥的,你姥爷中意的东西,都被他隔三岔五给败坏了。
母亲说,那个时候你多大啊?你大舅结婚那年,你三岁多吧,你能记着那张照片?嗯,你怎么不说话?
那个时候,我走神了,或许如母亲所说,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应该见过姥爷那张照片,后来给淡忘了,所以姥爷出现在我的梦里的时候,我看不清他的年纪,因为姥爷给我印象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面貌不出众,身材一般,说起话来也跟周围的老头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说他普通到可以混同我的家乡众多老头,他们有着千篇一律的特征,所以,姥爷借用年轻时代的形象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说,妈妈,姥爷失踪那次,是不是去了欢城?
母亲想也没想就给挡了回来,什么欢城,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欢城这个地方。
说完,母亲陷入长久的沉默,那一刻,空气也变成了黑色,在电话的两端凝结着。
我知道母亲心里有一道闸门,遇到姥爷失踪这个话题,闸门就会迅速落下,她在选择回避,回避她的难堪和愧疚,她不愿意提及姥爷失踪这件事,每回忆一次,姥爷就会在她手里重新死亡一次,她的愧疚也会降临一次。
我轻声说,妈妈,你好好想想,这对我很重要。
母亲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像一只鸟儿在我耳畔飞了过去,随着鸟儿的飞去,凝结的黑色消融,周围逐渐显现出透明。是的,我见过你姥爷当年那张火车票,那就是一张去往欢城的火车票。
接着,母亲抽了一口气,我的话筒也抖了一下,当年那张车票,我从你姥爷的兜子里掏出来就撕掉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别担心妈妈,我做了一个梦,姥爷坐在开往欢城的火车上。
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我到达欢城之后的第七天的午夜,在欢城的一家小宾馆里的前厅吧台,一个名字叫杨眉的姑娘一声不吭地听我诉说来欢城的故事。
接连七天的寻找,我的探寻之旅没有丝毫进展,姥爷十六年前的欢城之行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原本寄希望的几条线索全部断了头儿。当年的知青有的故去,有的失忆,有的对姥爷没有丝毫印象。只有一个住在养老院的知青,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的手哆嗦着,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了他的知青生活,对于那段岁月,他表现出了病态的感受,一方面咬牙切齿地唾骂,一方面又满含热泪地怀念,这种既痛恨又迷恋的态度,让我一度如在梦中,那是一个午后,阳光很好,照得室内明晃晃的,与他陈旧年代的诉说形成反差,我站在时光交错的分界线上,努力提醒自己不要被过分吸引。太阳快要落下的时候,我说出了姥爷的名字,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些精神恍惚了,老人贴近了我,他睁大了眼睛,喉咙里发出了轻微的呼啸声,像一只深藏不露的老猫,他研究了半天说,像,你像你的姥爷。你姥爷这个人,饭菜做得一般,这可能也不怨他,缺油少盐的,厨艺好顶什么用,不过,他的洗脚水烧得好啊,满满的一大锅洗脚水,他用木柴噼里啪啦地烧,水都要滚三滚,开透了,那个年代能用那样的洗脚水,多奢侈啊,你姥爷懂我们南方人的,所以我们都喜欢他。你姥爷的笛子吹得好,好得不得了,跟收音机里没有啥两样,那根笛子还是我探家时从欢城带给他的,我们欢城的竹子好,做笛子天下第一。我迷迷糊糊走出了养老院,老人说的那个人,我觉得根本不是我姥爷,至少不全部是我姥爷,他是我姥爷和别人的姥爷的合成。
因为午夜的缘故,整个宾馆安静得过分,安静到让人有一丝不安,安静到我这个满怀心事的人无法入眠,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适当的嘈杂反倒给人安稳的感觉,嘈杂与我焦躁的心情是匹配的,于是,我用失眠来对抗欢城的安静。我溜达到吧台,杨眉正在吧台内用手机玩一款“愤怒的小鸟”的游戏,当然,我是从游戏的声音上判断出来的。杨眉看到有客人到来,马上放下了手里的游戏,脸上也露出自责的笑容,在她问过我来欢城干什么之后,我抓住了这个理由,理所应当地坐在她对面的那张能旋转的椅子上,我当时想,既然你问了我来欢城干什么,就有责任听我把话说清楚,做事情有头有尾,无论对于造船厂的人还是欢城的人来说,都算是美好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