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解放后，巴金是全国文艺界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重要文人，但他的一切活动却不可能不在国家机器和社会体制的架构之中。1949年7月，巴金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继而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随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次年7、8月间，参加老根据地华东访问团沂蒙山区分团，到潍坊、莒县、沂水一带访问。“巴金一到莒县，就和靳以、方令孺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小学的校舍里，自己挂蚊帐，自己扫地，自己洒洗。他们冒着炎暑步行，走到沂水专署，分批接待烈属和军属，然后和大家一起座谈。当这些烈属和军属老人来到时，巴金看到他们满身汗水，就亲自给他们倒洗脸水，还为他们点火敬烟。”[3]1952、1953年，巴金响应号召，两次去朝鲜战场访问，前后达七八个月之久。后来，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小说《黄文元同志》、《团圆》等。他曾经用激动的文字记述彭德怀这位共和国元勋给自己心灵的撞击：“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而且很自信地说：“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4]1954年，他受命在上海组织文艺界对老友胡风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批判文章。他本来已写出肯定路翎小说的文章《谈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给《人民文学》编辑，迫于“风声突变”，把题目临时改成《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但该刊8月号发表时，又被编辑改作《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1956年，由于受到“大鸣大放”的鼓舞，他先后发表了《“鸣”起来吧！》、《“独立思考”》、《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笔下留情》、《“恰到好处”》和《秋夜杂感》等批评时政的文章，还对已经走红的姚文元提出尖锐批评；但1958年，在张春桥支持、姚文元批判文章《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的连续围攻下，巴金始而愤怒，后来终于成为“惊弓之鸟”，思想上受到极大震撼……[5]然而，从巴金当时的心境看，他对“现实”即使略有不安，也不致产生明确的个人危机感。他的缺乏世故，使他难以发现轰轰烈烈“大好形势”外表下的真实东西；而他的无政府主义式对现代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则又使无政府主义者虚构的理想社会和天下一片红的大跃进发生奇怪而浪漫的重叠。他1959年发表的许多大加赞美现实生活的文章，可以作为明证。1958年，整个上海作家协会陷入了普遍的亢奋之中。外边水稻亩产万斤和超万斤的特大新闻接踵而来，作协大厅里也日夜赛诗赛歌，鼓声配以锣声喧天动地，连巴金也拆掉了自家大铁门拿去“炼铁”。受到现实的鼓惑，巴金曾兴致勃勃地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还曾与柯灵、唐□、王辛笛、魏金枝、萧珊一行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实地考察。在彭浦公社奶牛场，他亲眼看见挤牛奶的有男有女，他们坐在矮凳上，两只手动得十分灵巧，高大且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在他们的指挥调度下显得非常配合和服帖，此情此景，仿佛是一幅天上人间的动人图画。听公社的人说，公社目前有五处牛奶棚，养牛297头，每天分三次将牛奶送到食品厂去加工。巴金看到年轻的农民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车子跑得飞一样地快，他不禁联想到在苏联和东德集体农庄参观时的情形——报上天天宣传的共产主义“远景”，好像一下子拉到了眼前——这对身居大上海，每天只知喝牛奶却不知牛奶来自何处的作家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新鲜的刺激！而它对他早已沉埋于心底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将又是怎样一种热烈的指认和赞同！尤其引起巴金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理念居然在新安江这偏僻的一隅变成了现实。一位不到40岁来自东北的管子工人，在新安江安了家。但他不久又要离开，因为管子工人总是比一般人先到工地，厂房建好后，他们又要到其他地方做同样的开辟工作。这位工人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他对巴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越兴旺了。”于是，他把自己对现实中国的观察，写进了《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他认为，“大跃进”“震惊了全世界”，原因就在：“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千百万首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方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他还借早年崇拜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领袖凡宰地“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到光明”的话，为这种观察和判断找来理论根据，由此他预计，未来的中国将是“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生作用，每个人的精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6]。在上述思想支配下，这一年巴金连续写了《我又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星光灿烂的新安江》、《迎接新的光明》和《我们伟大的祖国》等七篇文章，发表在《收获》、《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新闻日报》、《上海文学》和《萌芽》等报刊。从各种迹象看，不是作家刚换上的红色大木门挡不住“大跃进”狂潮的猛烈冲击，相反，是他决定走出书房，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