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虽然是由三校联合而成的一所临时大学，但它毕竟不再是北大、清华、南开，而应该是一所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大学。对此，联大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实际负责人的梅贻琦，他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可以说代表了联大人的一种共同选择，对联大精神的确立及校园文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梅贻琦是清华首批留美公费生，学成归国后受聘于清华，直至出任清华校长。在其执掌清华期间大力移植和效法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使得清华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和世界学术之林。当然，首先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引入中国的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引入新思想和新体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时他还提出了在教育中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设想，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教育的作用，并将世界观的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实现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作为蔡元培教育主张的忠实追随者，梅贻琦根据当时中国大学的现状，融合东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对蔡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这集中体现在他发表于1941年的被后世奉为教育宝典的《大学一解》中。[3]这篇文章既可以说是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十年的经验总结，也可以看做是西南联大的办学宣言。在文章中梅贻琦将大学的功能与作用归纳为：一、教书育人；二、研究学术；三、表率社会。
梅贻琦认为，大学首先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的学生，都应“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4]。其次是要培养“通才”。梅贻琦进一步指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为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5]在这里，梅贻琦第一次将人文科学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重新分门别类，把人文学科单独列为学问的三大门类之一，将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如此重视人文学科，实属难能可贵，这与梅贻琦自身的学养、见识不无关系。其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对音乐、戏剧、书画、诗词都有很深修养，对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有着广泛涉猎的学界“通人”。因而在他的延揽和感召之下，联大的教师队伍人才荟萃，精英云集，一大批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通才大师汇集于此，其教授阵容之鼎盛，可谓绝无仅有，史上最强，这样就在联大形成了一个高级人才高度密集的人才宝库。这不禁又让人想起了梅贻琦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
如此众多的学术大师聚集联大，必然带来众多的观点学说和学术流派。为使联大真正成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7] ，梅贻琦将“学术自由”视为治校治学的一条根本法则。“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8]梅贻琦的这些观点成为了联大人的一种共识。著名学者、联大文史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先生曾毫不隐晦地宣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9]在梅贻琦的大力倡导和全体师生的努力践行下，学术自由已不仅仅是联大人的个人权利，而且成了联大的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联大人共同营造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生态环境，以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0]的学术图景。在如此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在如此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上，生长出怎样繁茂的思想理论之树，盛开出怎样灿烂的文学艺术之花，都是可以期待的。联大能够做到“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并最终“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1]而赢得海内外的普遍赞誉，的确是与三校的强强联合，发挥优势互补的整体效应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