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凯温先生对我都好像存有芥蒂，大概想象我是个十足的牛皮筒。我也清楚，自己确实是有很多毛病的，平时不太多言，一高兴起来说话就没个分寸，“得意”且就容易“忘形”，从不想到应当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余地。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省作协在大蜀山开会时，我就曾口出豪言说自己酒量过人，常为找不到对手而苦恼，这完全是一句兴趣所致而逢场作戏的玩笑，既无恶意，也无诈骗意图，殊不知却惹恼了你们几位在座的朋友，结果把我灌得酩酊大醉，连黄胆都吐了出来，我们也就是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出国后孤独的时候，细嚼起来，每当想起这件事仍还感到面颊发烫。这一次在JERSEY，也同样没少给我难堪。又一个周日凯温先生去玩船，把店里的两个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WAITRESS（女服务员）都带去了，却担心我晕船而要我留在店里。两位姑娘都拍手叫好，说她们从不晕船，飞艇开得愈快愈刺激。她俩也是信口开河说大话，上了艇以后就“漏气”了。凯温说，她俩从上艇到靠岸，就像两头被宰杀的牲口从没停止叫唤。具体过程我不知道，但这两位WAITRESS浑身湿漉漉的带有一股海腥味溜进餐馆后门时的落魄相，我还是看到的，蓬头垢面，衣冠不整，说话表情仍带有一种未消失尽的惊恐。那狼狈的模样，就像从南斯拉夫战乱炮火下跑出来的难民而无任何区别。她俩见上面也连连夸我非常聪明，守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安宁的休息假日。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血总是浓于水。凯温先生很快还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由于工作上没有多少可挑剔的，一星期后他已是完全信赖，和我的交谈也明显稠于其他族类。他的话题总是少不了谈论中国，谈论他所知道的中国人和中国事。他从没有去过中国，母国对他仅仅是个概念，连感性的认识一点也都谈不上。和我所接触过的许多华裔一样，他至现在仍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爆了原子弹，又成了常务理事国，了不得！我曾在不止一个地方和不止一个场合听华侨谈论此事，起初也不明白，按说英国这个老牌帝国，同样是核拥有国家也是常务理事国，殖民地遍及全球，连美国的兴盛都与它有着历史上的血缘关系，为何不引起这些早为英籍的二代华人的振奋？这次还是凯温向我解释道，以前的中国人开餐馆是常受欺侮的，每次极端民族主义份子掀起的种族歧视浪潮，中国人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英国的唐人街最早是在船坞区，后就是因其原因，加之战乱，才被迫迁移至伦敦西敏市中心，慢慢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我曾几次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关于华人们的记叙也与凯温所说较为吻合。他还确有其事地说，自从1964年以后，听说中国也有了原子弹，欺侮华人的事就少了，来餐馆吃“霸王餐”的痞子也不多了。说起来，这些都是近乎小孩智商所言，但一切又都是真实的存在。抑或其本身是文明国家进步的表现？但有一点是我所看到也是所感动的；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9月23日投票，多少华侨无论骂共产党还是骂国民党的，都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一天。西欧和中国时差8小时，当这儿夜生活还刚开始，在中国已是次日旭日东升了。那晚投票表决时刻，正是中餐馆做生意的黄金时间，多少人把生意搁在一边，眼巴巴地守着电视机。在北京仅以2票之差落选后，多少华侨的眼窝里噙满了泪水？一切的症结，说千道万，还是归绺于中国不强盛呀！凯温提及此事，至今仍耿耿于怀：悉尼我去过，还没有香港热闹；北京办不成，放在香港开也是好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