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01期
栏目：中篇撷英
贺玉兰的初恋，是名副其实的——从初中就开始了。
那时候，她的身材已经发育得很好。个子虽然不比其他同学高多少，由于身材纤瘦，又长年累月地穿着半高跟的皮鞋，就显得高出许多。身上该凸的地方，都凸显起来；该凹的地方，也都凹陷下去。特别是腰与臀衔接的部位，有点像葫芦中间的那个地方，纤细而浑圆。因此，在男人的眼中，她不再是个女孩子，而是个地道的女人了。不论是坐是站是行是走，人们都能从她的身上找到看点。就连学校的那几个三十来岁的男老师，也不失时机地关照她几眼。他们明知道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上来，但提问时，总是落不下她。把她叫到黑板前，对于老师以及贺玉兰来说，都变成一种展示和表演，跟模特走T台差不多。她回答得对与否，老师都不责备她，还用安慰的目光把她送回到座位上。
其实，贺玉兰要展示的，不光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思想。别的女生都害怕自己生理上的变化，用肥大的衣服把胸脯故意掩饰得平原似的。她却戴上乳罩，而且还在乳罩的里边，又加上一层海绵。这就使她原本就很饱满的前胸，在牛仔服的包裹下更加丰富多彩，甚至有点张扬。就连刚上小学的弟弟都在某一天晚上，趁着她躺在炕上没防备时，凑到她身边，抬手在她胸前摸了摸，很认真地说，姐，你这儿真好看，和电影里的女特务一样。
最让同学们羡慕的，是贺玉兰的书包里常年备有的零食。别的同学也偶尔吃些零食，不过是从山上摘来的酸枣或自家院子出产的毛桃。这些东西根本无法跟贺玉兰的相提并论。她的零食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是带着花花绿绿包装的。别的同学吃零食的时候，都是左顾右盼且遮遮掩掩的，她则是专心致志又肆无忌惮的。她享受的并不是食品本身的美味，而是吃这个动作带来的感觉，是同学们羡慕的神情。总之，在这所学校里，贺玉兰除了学习成绩之外，其它的都属于鸡群里的天鹅。而她这只天鹅，又确实是从鸡群里飞出来的。
当时中国的北方还是死气沉沉的冬季，贺玉兰的父亲用他的蒜头鼻子，硬是嗅到春天的气息。老贺在黑龙镇一个废弃的砖厂上，盖起两大溜鸡窝，办起全县第一个养鸡场，并把他家在合庄的房子，加上钢筋窗，用锁头锁起来，他们举家都迁往鸡场居住。
贺玉兰除了每天例行公事地上完那几节课外，其它的时间只能是帮着父亲干活。老贺对她也像对待其他工人那样，实行按劳计酬。她帮着喂鸡了，吃饭时，就奖励她两个鸡蛋；她帮着卖鸡蛋了，交账时，就随手给她少至几毛多则几块的现金。可以说，贺玉兰的初中生活，是在一片鸡鸣声中伴随着鸡蛋一路走下来的。虽然她的考试成绩在向着鸡蛋下滑着，但在学校里的人气指数，却在不断地飙升中。
班里的所有男生，对她都怀有一种渴望。从他们东躲西闪的眼神中，贺玉兰早就觉察到了。但男生们却都不敢向她表达出来，他们都在内心以学过的数学知识计算过癞蛤蟆与白天鹅的实际距离。她甚至主动地向几个男生示意过好感，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是越躲越远了。这让她大为失落，也大为恼火。当有一天中午放学，曲径哆哆嗦嗦地把那张写满爱慕的纸条塞给她时，她竟然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她很认真地折叠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曲径也是经过反复地分析和论证才确定自己不属于癞蛤蟆一族的。他的父亲老曲是养路段的职工，虽然每天也扛着铁锹在太阳下劳动，看起来跟农民差不多，但到月底就不一样了，他拿到手的是泛着红色和绿色光芒的票子。曲径的母亲原来也是有工作的，在镇上一家集体企业当现金出纳。但她有点儿里外不分，总是把单位的钱当成家里的钱来花。最后不单把花单位的钱一次性补上，还把自己来钱的道给掐断了。即使如此，他母亲跟镇上的那些呆在家里的主妇还是有区别的，粮库仍然供应着她一份细粮。单位有权开除她的公职，但没权改变她的户口性质。在那个邮票大的小镇，仅凭吃国家粮这一条，还能让她每天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在街上。按照当时中国的户口制度，曲径从娘胎里就注定跟小镇上的其他孩子不同。他在还吃着他母亲奶水的时候，就有了属于他的粮食指标。这个从小就吃着白面馒头长大的人，觉得自己是有理由品尝天鹅肉的。
自打送完纸条，曲径再见到贺玉兰，扭头便跑，像兔子见到老鹰似的。直到第五天上体育课时，曲径正在操场上与几个男同学踢足球，贺玉兰迎着他走过去，伸开双手拦在前边，他才不得不停下来。
“我身上又没拴老虎，你见到我跑啥？”贺玉兰大声地质问。
男生们都原地停下来，盯着曲径，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似的，目光中带着仇视，恨不得围上去，揍他一顿。而女同学都远远地观望着，嘻嘻哈哈地笑着，一片幸灾乐祸的样子。曲径则匆忙地把脚下的足球踢出去，勾着头，躬着腰，双手并拢在裤线处，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与曲径僵持大约三分钟，贺玉兰才把目光拉回来。她对曲径说，晚上放学后，你在校园东边的小树林里等我。她的语气强硬，掷地有声，像一块石头砸在曲径的脚面上，疼得他往后退了好几步。等贺玉兰都回到女同学中间了，曲径还以原来的姿势，在原地站着。几个男同学把球踢过来，击在曲径的脑袋上，他这才如梦初醒，回头骂了句粗话，向教室跑去。在下课之前，一个人呆坐在教室里。
最后一节是自习课，曲径老早地就走了。他没拿书包，却拿走绑在椅子上的垫子。等贺玉兰赶到小树林，他早已把那个垫子铺在一块石头上，旁边还放着两瓶汽水和一袋醉枣。他也给自己搬来一块石头，坐在离贺玉兰两米外的对面，两只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来回地摩擦着。他们在小树林里呆不到一个小时，基本上都是贺玉兰在说话，曲径在点头。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只是从老师说到同学，从甲同学说到乙同学，与他们有关的话题只字没有。等到他们的谈话结束时，曲径那条米色的运动裤的两个膝盖处，让他摩擦得明显地出现一条黑痕。
直到与贺玉兰第四次约会，曲径这才找回自己的优越感。他说你甭看我学习不好，但我吃的是国家粮。毕业后我就是待业青年，政府总得给我找个工作，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等我上班后，你就和我妈似地在家呆着就行了，我挣的钱够咱们花的。
贺玉兰对曲径的话并没太在意，因为她不缺钱花。或者说以他们的恋爱进度，她还没到该想这种问题的时候。现在她所在意的，应该还是一种展示。她对曲径的态度，在人前和背后表现出强烈的反差。在小树林里，她主动去挽着曲径的胳膊，表现出小鸟依人的可爱；而在同学面前，却冷着脸子，对曲径吆三喝四的。她所传递出来的潜台词——你们看吧，全校就一个吃商品粮的男生，现在却是我的俘虏。
拿到毕业证的那天，在老师和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是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走出学校大门的。两个人穿街过巷地行走半里多地，又不得不分开。他们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上，两家却距离着二里多路程。到了街里就一个往南，一个往北了。曲径回公路段的家属院，贺玉兰去砖厂的养鸡场。这之后他们的每次约会，都是贺玉兰去镇上卖鸡蛋时，曲径跑过去呆一会儿。整个市场上，就贺玉兰一份卖鸡蛋的，跟前总围着一大群人，忙得她不可开交，两个人连拉拉手的机会都没有，急得曲径不停地搓手，把手上的汗水都搓出一股鸡屎味了。
曲径虽然如愿以偿地成为待业青年，但政府并没像他企盼的那样，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的工作迟迟没有着落。贺玉兰问过他两次，曲径只是说家里正在托人办理。贺玉兰知道曲径手里没钱，两人看电影下饭店时，都是她主动买单。她毕业后，便成为老贺养鸡厂的正式员工。她跟父亲软磨硬泡地争取到一份工资，再加上平时卖鸡蛋时打点小埋伏，钱还是有的。曲径跟她在一起，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有时候，她还给曲径买件衣服。
就在他们刚刚练习亲嘴这项业务时，老贺知道此事了。他是去镇上随礼时听说的。传话的人是老贺表哥的大舅子媳妇，也在养路段上班。传话的人说，老曲经常在单位显摆，说贺玉兰所以追求曲径，是看中他们家吃商品粮了。曲径开始并不乐意，贺玉兰就请他看电影，下饭店，还给他买衣服。曲径让贺玉兰给粘上了，这才不得不答应的。传话的人是把自己当成老贺的亲戚、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才说起这件事的，目的是让老贺回去劝劝女儿，处对象可以，女方不能太主动了，更不能往里搭钱。女方供着男方花，会让人家小瞧的。
听完这些话，老贺气得脑瓜门子上直冒水珠子。他没顾得吃饭，就直接跑到街上寻女儿去了。他跑遍整个街面，问遍所有熟人，这才打听到女儿看电影去了。他跟头流星地跑到街西头的电影院，恰好赶上电影散场，把贺玉兰他们逮个正着。老贺不由分说，扯住曲径的脖领子骂道，你个小兔崽子，给老子滚远远的，哪天我再发现你跟我女儿黏糊，就把你狗腿打断插到腚里去。曲径吓得脸都黄了，和鸡啄米似地直点头。贺玉兰刚想上前去解释，被老贺抬起的巴掌封住嘴，吓得乖乖地跟着父亲回家了。
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发火的原因，贺玉兰比老贺的脾气还大，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去曲径家里了。当时正好老曲也在家，她先还客气地问老曲，说没说过这样的话？老曲不承认说过，贺玉兰便提高嗓门又问一遍，老曲便低下头不吱声了。贺玉兰从他的神情上看得出来，这些话不是空穴来风，老曲一定是说过的。她把曲径写给她的那张纸条重重地拍在桌子上，顺手把桌上的两个茶杯划拉到地下，像旋风一样刮走了。
曲径撵出来，拦在贺玉兰前面说了很多好话，贺玉兰仍然不理他。最后把曲径急得都哭了，贺玉兰才开出条件。她说你要想跟我接着好下去，必须让你爸去我家，公开地给我爸赔礼道歉。我爸要是原谅他，我再考虑。
再去街里卖鸡蛋时，贺玉兰都能看到曲径躲马路对过的电线杆子后边向她张望。她故意装作没看见，还是照样跟顾客嘻嘻哈哈的。特别是第七天下午，他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来买鸡蛋，她缠着人家神聊二十多分钟，还买了两串糖葫芦，两个人边吃边笑，显得非常亲热。
没等那个男同学离开，曲径就溜走了。到了第九天，曲径的母亲来找贺玉兰打听曲径的下落，贺玉兰才知道，曲径偷走他爹这个月的全部工资离家了，连去哪儿都没跟家里说。
贺玉兰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老贺知道这个结果后，竟然笑呵呵地说，这才是我闺女，早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曲家有啥了不起的，你看那个修路工一个月顶风冒雨挣那几个铜子吧，还不及我随便往鸡腚里抠一把多。他还有脸提那个破商品粮？现在市场上啥没有卖的？只要有钱，想吃龙肝凤胆都有人给你捣腾得来。
老贺数落够了，也算解了心头之恨，抬头看见女儿一副闷闷不乐地样子，便换成父亲的语气，发表起他的高见来。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有钱才是硬道理。丫头，你记着，以后你要是再处对象，甭管他是吃啥粮的，只要是小伙子灵透，有心计，或者会一门手艺，比上那个破班强得多。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老贺还举了个例子。说你看人家李二歪家的海军，每天杀头猪，不闪腰不差气地就把钱挣了。你可别小瞧这个杀猪匠，他这一个月挣的钱，顶那个修路工的两倍。啥叫有尿？这就叫有尿。
贺玉兰听出父亲话里的意思，这是在提醒或者暗示她以后找对象的标准与目标。她没去辩解，她知道现在跟他说啥都没用。每天晚上父亲对账时的神情告诉她，在他的眼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钱媲美的。她虽然也敬佩父亲，但对他的这番话，并不认可。她似乎还在跟曲家较劲。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找个不但吃商品粮的，还必须有正式工作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