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2年第05期
栏目：小说榜
1
他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他已经三十三岁了，在而立之年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他才第一次踏进北京，他心中没有过多的思考，也没有什么情绪，只是觉得陌生，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认识一条街道，不认识任何一座建筑物。置身于一座庞大而陌生的城市，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担心和忧虑。他从北京站下了火车以后，甚至辨不清四周的方向，不知道东南西北，跟定涌出站去的人流，来到车站广场。跟着大家走大概是没有错的。应该有许许多多的感受，但是的确什么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于第一次进入别的城市的感觉。最揪心的无非是对于找不到路的恐惧。找不到路也就到达不了预定的目的地。到达不了目的地，也就没有旅行的终点，心和身体也就没有休息的床和岸。
对于陌生的感觉除了担心还很紧张。紧张的心，紧张的肌肉，紧张的眼睛和手。看见公共汽车就紧张，就想往上挤，又怕上错了车，拉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还怕遇到坏人，遇见强盗和贼，遇到吸毒的人。在西安，他与一个吸毒鬼遭遇，被那家伙敲诈去了一百一十元人民币。怕的是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怕的是找不到便宜一些的旅馆，便宜一些的饭店。穷人，不但物质贫穷，精神也很穷，穷在对于一切都充满了恐惧，一点不像一个三十三岁的已经成熟的人，而且还是个男人。三十三的还没有成熟的男人，第一次到北京来，像孩子一样心里充满忧惧。这种第一次进入一个特别陌生的从来没有去过的大地方的感受把其它所有的感觉都淹没了。有些迷惘，有些忧伤，除此之外再找不到什么了。还想起了什么。想起的是读过的书中的事，想起了三十三岁就被钉了十字架的人，他说他不是人，而是神的儿子，他是骑着一头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他真的很浪漫，行为本身充满了想像力。他想假如他骑着一头驴进入北京该是什么样的境况？浪漫的想象对于现代人是否合适，人们会不会把他当做疯人？恐怕也会把他抓起来钉十字架，给他戴上荆棘做成的王冠。
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在大声地吆喝着，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是到达前门的。他心里很高兴。他只身背着一个挎包，再没有带其它东西。挎包里的东西都很轻，是几包茶叶。不是什么名贵的茶叶，是他现在在那里工作谋生的地方的特产。他工作谋生的地方位于巍峨雄峭的秦岭和低矮圆润的巴山之间，是群山万壑里的一片小盆地，茶叶是从盆地里的茶树上采摘下来，虽然都是“雾毫”和“毛尖”，但价钱并不贵，他想给北京的朋友带一些，既经济实惠又清雅好看。说是朋友似乎有些勉强，他和他们一个也没有见过面，只是有书信和电话联系，心中默默记住对方的笔迹和电话里的遥远的声音。他已经记不清是站着还是坐着到达前门的，他的记忆非常模糊了，只是记得车上的人很多，很挤，没有座位，他紧紧巴巴地站在车上，把挎包背在身上，手抓着吊杆。公共汽车上那种横杠是否叫做吊杆，真正叫什么名字，他是不甚清楚的，他便按照他心里所认为的叫了。想当然地叫，怎样方便就怎样，他心里不愿有那么多的顾忌。好像是开始的时候，他是站着的，过了几站之后有空座了，他便坐下，心里一直害怕过了站而自己根本不知道，所以他的心一直是揪着的，密切注视着车窗外的标志。好在这辆车的终点便是前门，他一直等到车停下来不走了的时候才下车。下了车，还是摸不清东南西北。天气很好，根据太阳的位置和当时的时间，他终于辨别出了方向。他没有问别人，向西走。向西走是没有错的。他走过地道。他没有特别留意到什么。他只是看见地道里有一通道旁边有个高高的牌子，上面写着大大的汉字。爬出地道，他没有看见什么特别醒目的建筑设施。他只是一个劲地往西，往西。
他刚才下车的地方是个车站，叫做什么车站，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儿怎么会有个车站？既然是车站，可连个比较醒目的标志都没有。他心里甚是疑惑。他还在往西走。他看见了电话亭。是得先打个电话，贸然前往，会不会打搅人家？人家正忙得慌怎么办？他想起了她信中的热情。充满热情的语言，是那么温暖他的心，他通身的寒冷都被那热情的语言祛除了，比发汗温补的汤药的效用强烈无数倍。他的身心曾经经受了十几年的寒水的浸泡，他的身体最深处的脏腑都已结冰，一切的温暖，一切的温暖对于坚冰的融化都来源于她，她的无声的语言。她是一家名刊的编辑，是个文学硕士。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有责任感的深刻的作家……欢迎你到北京来做客……告诉了她的联系电话和呼机号……关键是一次刊登了他两篇小说，把他作为重点新人推出。这可是他十几年来梦寐以求的。
他在打电话。电话通了。“喂！请您找一下医冰。”“好！请稍候。”“喂！”清脆的纯净的声音，好像是紧密凝聚起来的一股山涧的雪白的清泉。“医冰吗，我是李后。”“噢！你好！你在哪里？”“我在前门一条街上。很忙吗？”“噢，是有点……事。你明天来，好吗？”“明天？”他犹豫了一下。“好吧，我明天再……”“再见啦。”
那股清纯雪白的山泉水不再从听筒中流过来了。挂断了。他站在电话亭旁一时脑中一片空白。他的思绪还没有调整过来，他还陷在有关“明天再去”的迷茫中。火车是在天快亮的时候进入北京站的，现在最多不过八九点钟。他的手腕上没有手表，手腕不再受表链的束缚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吧。自从手表摔坏以后，他一直没有再买新的。出外旅行时是有些问题，不带个表吧，可能麻烦更多。他的夹克衫的兜里装着一只小坤表，是他妻子的。他没有看时间。拿出来看时间叫人看见，心里也不是滋味。现在几点了？他在心里问自己。管它什么时间，管它几点干什么？明天？多么可怕的明天！他的心冷了许多许多。他站在电话亭外面，像一个傻子一般在思考着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思考。思考的只是到哪儿去的问题。这时候这个问题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好像是人生那样重大的问题。四月的北京，四月下旬的北京，已经不冷了，但没有一个可去的地方，没有一个真正认识的人，真是到了举目无亲的地步。他还认识几个人，仍旧是上面说过的那种认识，声音和笔迹的认识。他想先到他们那里去。他好像非常恐惧北京的旅馆。他不知道住在哪里，有便宜一些的旅馆吗？能找到这样的旅馆吗？如果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做一番介绍，他会觉得寸步难行。
他记不清他究竟站了多长时间。他穿着夹克，浅颜色的夹克，是他妻子在他临出门前一起到距离他所居住的小镇三十华里的市里去买的。出门时才发现的确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只买了一件上衣。裤子是他妻子的嫂子给做的。妻子的嫂子是个农家妇女，会缝纫，但是技术是可想而知的。脚上的皮鞋是去年就穿在脚上的，已经变形，虽然他的妻子在他出门前曾经精心打过油，但经过旅途劳顿，长途跋涉，它的景况是什么样子就不用再多耗费笔墨了。背着的挎包也是颜色褪得不成样子，式样老式的老式包。不是很大，倒还轻巧一些。但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外地来的穷人，穷乡巴佬那样的一类人。这个提包也不是他自己买的，是他妻子和他一起去买的。他妻子是个护士，是护士节的时候，用单位发的纪念奖金买的。他也是学医的，也干过几年护士。男护士。他不敢坐出租车。他怕挨宰，他不知道北京出租车的起价是多少。他向一辆三轮车走过去。当他走到跟前时，他又迟疑起来了。他停下脚步，假装不是去坐三轮车的样子。他又站了一会，最后终于开口了。
“到朝阳门……多少钱？”他觉得一开口就问价是不是很没有面子，但是他的嘴好像已经不是他的脑能够控制的东西了，已经成了一种自然的无力反抗的惯性。一辆闸失灵的庞然大物从山坡顶上滑下，无情地毁灭了自身。
2
他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昨天一夜乘车和白天的奔波的劳顿和疲乏仿佛在这一觉之后就全部消失了，他觉得身体有了生机，有了力量，可以行动了。他感到饥饿，肚子里空空的。这一觉睡得太长了，胃中的食物消化净尽。到哪儿去吃饭？来到北京的这一天，他还没有到任何饭店吃过饭，他吃的是他带来的方便面和煮熟的鸡蛋。带来的干粮已经全部消耗掉了，再不进饭馆势必就要饿肚子。房间里还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可以住三个人的房间，还有一张床空着。那张床的主人个子和他差不离一样高，只是长得要比他“魁势”。那人的脸很宽很大，脑袋很有气派，好像是个做大官的。他如若不是官，那么他的父辈肯定是当过官的，再若不然，那么他一定就是出生在出大官的地方。他和对方搭上话了，果然不出所料，对方姓英，是江西人。他是江西某厂的驻京人员，就是特派员之类的角色，如果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应该叫做大使了。和陌生人打交道，他一向觉得很自然，也很有风度，一点儿别扭的感觉都没有。主要的原因是扔掉了恐惧感，没有了对于对方的胆怯和恐惧，一切都会显得自然而体面。他最害怕的是与了解他的底细的人打交道，尤其与他在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人们。他没有任何方面的顾忌，没有任何方面的隐私需要精心保护，可以说出自己的一切，比如说他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是来自陕西的，老家在河南等等，还把他来京的目的和盘托出，他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刚刚开始发表作品，还没有成名，还没有多大影响。英先生也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表现，他很和气近人，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大官，也不可能发生上述的事情。英先生和他一样是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是住在旅馆的最底层，地面以下。房间和床位非常便宜，一张床铺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就十八块人民币。这在他还没有找到旅馆之前是不敢想象的，不敢想象北京还有如此便宜的旅店。他问英先生附近有没有饭店，他还特别强调是小餐馆之类的地方。英先生爽快地回答说不但有还很多，沿着街道往西走，走不了一百米往南一拐就全是小餐馆。英先生是江西某厂的驻京大使，他一定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一段岁月了，也可以把他叫做老北京了吧，这儿应该说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他从地下室爬出来，仿佛从深深的矿井爬出的劳动了整整一天的挖煤工人，终于在夜晚来临可以出井透透空气了。他还觉得他像是老鼠什么的穴居动物，白天钻在地下睡大觉，到了天黑才敢爬出地面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寻觅食物。他想他不正是去寻觅食物吗？他现在才有时间和心情来回顾来到北京的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没有坐那个人的三轮车，从前门到朝阳门，那人问他要三十块钱，他老实吓了一跳，他不单是被三轮车的要价吓住了，他想到的是出租车的价格。在他居住的城市，三轮车比出租汽车的要价要低得多，只是出租汽车的几分之一，若按这样的比例进行计算，那么出租车的价格起码也得五六十块人民币。他老老实实吓坏了，心想自己身上的那点钱很快就会花光殆尽的。他迅速离开三轮车司机。应该叫做三轮车手什么的，因为不是机动的，是老式的人骑脚踏的。他心里是怀着恐惧的，害怕的是三轮车手硬行要拉他不可，非要宰他一刀，狠狠地从他身体用大斧头砍下来一大件。他心里在想主意，在动脑筋，对付三轮车手可能出现的敲诈。他没有走向别处，走向的是电话亭，他假装要打电话，能在北京打电话也就意味着在北京有熟人，有了熟人，你也就该收敛些吧。他在电话亭旁边装出等着打电话的样子，眼睛还向蹬三轮车的人那儿瞄过去，发现三轮车手并没有看他，可能没有打他的主意的意思。他就绕到电话亭背后去了。他沿着街道向东走了。他在街道旁边的站牌下仔细辨认，仔细研究，看车到底通向哪里。没有想到只花了五毛钱就到了朝阳门。
他到这里来是想拜见一位朋友介绍的他的老朋友的。办公室里一位女士说那位朋友的朋友出差了，他趁人家出去的工夫，和女主编通了电话，女主编没有像医冰那样给他安排时间，她热情地说你过来吧。别提他心里有多高兴了。他是急着要见到女主编呀！她在他的心目中是那么崇高，那么光辉照人，就是她把他从黑暗的地狱接引向文学的天堂，她无疑是他心的宇宙的引领他飞升的文艺女神，是文艺女神的化身。他不能再坐公共车了，那样的话，一二个小时是到不了的。他招手要了出租车。
远远地，他看见了墙壁上面的号码，回过身大声对司机说就是的，就是这个地方。于是，出租车开走了。如果地方不对，那小伙子是准备再拉他一程的。他心里非常高兴，别提有多高兴了，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喜悦。他在大门口问编辑部在什么地方。看门的老头说什么编辑部？他说《大国文艺》。老头说在地下室。他一听，头就大了起来。他重复道：地下室？充满疑问和惶惑。就是地下室。老头子重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