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美国，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又依然茫然地原路返回，一连数月，一群茫然而带着偏见的欧洲演说家、学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这样那样的理论家甚至美国问题专家鱼贯而行，欢呼雀跃地享受美国这道饕餮大餐。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卧室滚开的炉灶上，在演讲会和招待会的间歇，他们许多人急不可耐地企图写日志，写日记。
起初，震惊于这道大餐之丰盛，又有些惭愧于东道主之慷慨，不习惯所受的重要客人之礼遇，他们克服了尽管是共同语言的障碍，不知疲倦地写将起来，把美国性格、文化和美国政治制度一一匆匆加以归纳。但是，就在这群中年人匆匆忙忙在中西部的俱乐部和大学走马观花的中途，他们疯狂写作的劲头减退了，他们的兴奋劲儿降低了，一是由于他们在各地受到盛情款待的烧酒，一是他们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没劲。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声望——他们经常发现，一周前关于土耳其现代小说的讲座受到了观众热情洋溢的反响，而现在对一场关于瓷器的幻灯片讲座，听众们的反响同样强烈。他们的日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如下的记述：“我无路可逃！”“水牛！”“我算服了。”等等等等，到后来，他们一个字也写不出了。说话也口齿不清，未老先衰，眼睛就像裹了沙子的肉串，到后来被人搀扶着上了回国的轮船的舷梯，送他们的是肺腑之交的朋友（当然肺腑也各不相同），这帮朋友扶着他们的背，搂抱一番，把酒瓶、十四行诗、雪茄、讲稿塞进他们的衣兜，在船舱里举行告别聚会，又搂抱一番，然后嘻嘻哈哈地走了：他们要在码头上等待欧洲来的另一班船，要接待另一批初出茅庐的欧洲演讲者。
每年春天，这些人从纽约去洛杉矶：办展览的人、爱辩论的人、研究戏剧的人、鼓吹神学的人、货真价实的蠢人、痴迷芭蕾舞的人、美化未来的人、吹牛皮的人、大有来头的人、讲空话的人、热爱邮票的人、热爱牛排的人、追逐百万富翁遗孀的人、名声长了象皮病的人（象牙长而心眼小）、研究汽油的专家、主教、写畅销书的人、找作家的编辑、找出版商的作家、找美元的出版商、存在主义者、肩负核计划的严肃物理学家、说话就像嘴里含了埃尔金大理石球的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人、风风火火的哲学家、职业爱尔兰人（最卑劣的那种），恐怕还有出了几本薄薄诗集的肥头大耳的诗人。
在这一溜耍嘴皮子的人中，瞧瞧那些高个子戴单片眼镜的男人，他们一身皮革皂和俱乐部圈椅的气味，口气混杂着威士忌和狐狸血的味道，他们满口上流社会的龅牙，蓄着乡下人的胡子，英国制造出这些人，大抵是为了把他们派到国外，让他们在妇女俱乐部演讲，亏他们想得出诸如“谢德兰群岛蚀刻画史”这样的主题。这些人中，还有些专横霸道的男人婆，她们满头电烫发卷，脸皮河马般厚实，她们自称是“普通英国家庭主妇”，来美国的目的是要给美国有钱的、肥硕的、穿貂皮大衣的主妇们演讲，演讲的主题包括：医疗保障的不公、矿工的懒惰、安奈林·贝文先生的根根底底，英国人晚上不敢出门，因为街上的有组织棍棒党，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当权派拒绝让警察佩带左轮手枪，拒绝将各种名目的少年犯绳之以法。
还有那些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唯唯诺诺的英国作家，在平平淡淡为人遗忘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很不幸地写出了一本在大西洋两岸大红大紫的烂小说。在英国，刚刚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倒也有节制地开心；一两次文学聚餐会后，他们就像聚餐会前上的廉价雪利酒上了头一样飘飘然起来。也许，随着可爱的钞票滚滚而来，他们开始做起作家的浪漫梦来，梦想退休到县里去养马蜂（也可能是蜜蜂），再也不写一个破字儿。但是，文学掮客的枪手来了，出版商雇的杀手来了：“你们必须去美国露露脸。你们的小说在那边红透了，我们也不奇怪。你们必须去合众国给妇女演讲。”这些腼腆的作家，他们从来不敢做演讲，更别提给妇女演讲——他们怕女人，不了解女人，他们笔下的女人就像不存在的东西一样，而女人也接受了——这些害羞的可怜虫叫道：“我们讲什么呀？”
“英国小说。”
“我不读小说。”
“小说中的女伟人。”
“我不喜欢小说，也不喜欢女人。”
不过，他们还是飘去了，坐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号豪华的包房，随身带着就像纽约的菜单一样长的约会单，或者查尔斯·摩根的书，不久之后，他们就将被女主人们紧紧地围起来，他们金鱼一样冷冰冰的小手也将忙得不亦乐乎，握住一只只热情慷慨滑腻的手。
我突然想到，欧内斯特·雷蒙德，《告诉英格兰》的作者，曾对美国妇女俱乐部做过一次巡回访问，每到一个镇子，他都受到当地最富有、最高大、最狂热的女士的留宿和款待。有一次，他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来接他的照例又是一辆牛高马大的车，里面塞了一个巨大的戴角质边框眼镜的商人——跟电影里巨大的戴角质边框眼镜的商人一模一样——还有他圆滚滚珠光宝气的太太。雷蒙德先生和这位太太坐进后座，车开了，是那位丈夫开的车。她立刻就讲起来，说她本人、她丈夫是多么开心，能有幸请他到妇女文学和社会之家，还恭维他，说他的书是如何如何好。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读过《索瑞尔父子》这么好的书，”她说，“人性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索瑞尔是刻画得最好的人物之一。”
欧内斯特·雷蒙德听她讲着，自己尴尬地看着前面。他看到的是那位丈夫脖子上的肉褶子。她一个劲儿地夸奖《索瑞尔父子》，到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他说，“那的确是本好书。不过，《索瑞尔父子》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朋友沃里克·迪平写的。”
头也不回，那开车的牛高马大戴角质边框眼镜肉褶子脖子丈夫说：“艾米莉，又露馅了吧。”
还有一些人，他们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游走于一个又一个文化活动社团：兜售英国文化的人，在美国一路混吃混喝又诋毁美国文化的人；在边远地区向女性听众鼓吹要复活超现实主义，其实这些妇女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在波士顿拿一堆珍贵的坛坛罐罐谈意大利伊特鲁斯坎坛坛罐罐。在这一帮横穿美洲大陆乐此不疲奔走于一个个俱乐部的演说者中，还有外国诗人、弱不禁风的吟游诗人、寻找一夜情的情种、想钱想疯了的演说者，还有从外国跑过来靠自己的存款过着日子的流浪诗人，我就属于混得最差的这帮人。
一个人踌躇满志、带着诚心和干干净净的讲稿，轻松愉快地奔向西部，要在那伟大的公立大学工厂里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归宿；另一个人却衣衫褴褛、灰溜溜地带着自己的诗和精心打印的讲稿踏上归途，我很纳闷，这两个人在途中会相遇吗？我为这两个人而痛心。一个人依然清纯，坐在火车包厢里得意地啜着一杯硕大的波旁威士忌，叼着粗大的雪茄，奔向那广阔的空间和那一张张期待的面孔。除了装文稿的行头，他带了一把新动力剃刀，刚在纽约的商店买的，这玩意儿大拇指一掰就启动，却割破了大拇指，伤口深达骨头；一罐剃须泡沫，只好用另一个没有流血的大拇指来开启了，喷出的泡沫不仅盖住了脸，也铺满了整个卫生间，这东西一下子就凝结了，把这地方搞成了一个北极的冰窟窿，两个暗自好笑的男招待才把他拽出来。当然，他还带了一件尼龙衬衣。看了广告，所以他坚信，这衬衣在宾馆里自己就可以洗，晾一晚上就干了，不用熨烫，早上就可以穿了。（我倒是用不着熨斗，有人毫无人性地写文章骂我，说我一身皱巴巴的，就像没理过的床。）
在火车站，他受到一大群牛高马大的剃平头诚挚的大学生的热情欢迎，所有人都像捕捉蝴蝶的爱好者，拿着捕虫网、笔记本、毒药瓶、别针和标签，每个人都有至少三十六颗白森森的牙齿。他们小心翼翼地簇拥着他，就像他是一个残废有钱不久于人世的姑妈一样，搀着他上了一辆汽车，一连五十多英里，车子以拆散诗人骨头的速度奔驰，一路上，学生们亲切地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眼下斯蒂芬·斯彭德在开哪个国际会议，英国诗人对一个他不认识的美国名人的作品有何反应，等等。对这些问题，他结结巴巴、模棱两可、夸张的英国口音，这一切证实了学生们的猜测：他是个迟钝的家伙。接着，他被带往只有几百人的小小的聚会，大家都相信，一位来访的学者走向讲台之前最需要的是足够的马提尼酒，这样他才能从讲台顺当地走下来。抓着快要胀破的酒杯，没过多久，在一阵阵无知的涌动下，他口若悬河而又傲慢地批评起那些文艺妇女的诗作来，这些女汉子个个出身高贵，她们玩文字，就像招待拿通心粉装盘一样熟练。他到头来才知道，这些有钱女人都是凶残的女猎手，专门收拾弱小狮子（就像他那样的诗人），她们竖着耳朵、张开扳机埋伏在西部的丛林里，而其中最凶残的一位就是当天晚上招待他食宿的女房东。至于演讲嘛，他只记得有鼓掌，兴许还有两个问题：“有人说英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注重精神需求，这是真的吗？”还有：“我的包里通常都带一本克尔凯郭尔的书。你带什么呀？”
当晚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写下了一整页日记，混乱而尖刻地记述了第一次演讲的经历。其中一段概括了美国高等教育，到第二天，这段文字他自己都看不懂了。他睡着了，睡梦中，他在漫长黑暗的灌木丛间逃窜，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位梅布尔·弗兰肯森斯·梅哈菲女士，她手里端着一托盘马提尼酒，还有抒情诗。
又一位幸福而汗津津的诗人打道回纽约了，这个城市给他最初的印象无非是一堆可怜的房子，而此刻，经历了这伤痕累累的演讲季之后，这城市像吐司一样温馨，像冰箱一样凉爽，像摩天大楼一样安全。
（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