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门包工头——斯特里特先生怎样使他们吃惊——杨伯翰先生面临的案件，他的审理——用新的观点看一夫多妻制
斯特里特先生忙于处理他的电报工程。想想吧，他要在八九百英里崎岖、积雪、杳无人烟的山地里和无树、无水的沙漠中架设电线，没法不忙得团团转。他的工作条件也不太舒服，不能在路旁砍树做电杆，电杆得用牛车穿过使人筋疲力尽的沙漠拖来。如果有一两条河可以水运的话，这只是两天的水路。斯特里特先生的合同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要真正理解“八百英里险峻的山岭和荒凉的沙漠”这几个含糊的字眼的含义，读者得亲自去走一趟——笔墨是不可能把那可怕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转达给读者的。总的来说，斯特里特先生最大的困难是他原来一点也没有预料到的。他把那巨大的工程的最艰巨、最笨重的一半转包给了摩门人。摩门人立即发现这几乎是白干，一旦明白了是这样一回事，他们就把电杆掀翻在山野和沙漠里，赶车回家去干他们的正经买卖去了！他们与斯特里特先生是订有书面合同的，但他们完全不睬那一套。他们说，他们倒想看看一个“异教徒”在犹他州如何迫使一个摩门教徒去履行那让人亏本的合同！对这件事情他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斯特里特说（是他亲口给我们讲的这些事）：
“我很狼狈。我负有沉重的义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合同，这倒霉事很像一场灭顶之灾。实在令人震惊，也是我压根儿没想到的困难，使我走投无路。我是个商人，一直是个商人，除了经商一无所知。书面合同——本来是生意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命根子，而在这里，合同竟然一文不值，你可以想象，我简直像是遭到霹雳轰顶。我完全绝望了，再订合同也无济于事，这显而易见。我找一个又一个头面人物帮忙，他们对我深表同情，却不知如何才能帮助我。后来一位‘异教徒’告诉我，‘去找杨伯翰吧！这些小人物帮不了你’。我并不以为然，既然法律尚且无济于事，一个与立法和执法毫不相干的人又能做什么呢？或许他是个教堂的好牧师、教区的好主教，但要控制一百个桀骜不驯的半开化的二道包工头，得需要比宗教或道德说教更为厉害的东西才行。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想，如果杨先生对别的事情无能为力，大概他总可以给我一些忠告或一两点有价值的暗示吧，于是，我径直到他那里去，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说话很少，但自始至终极感兴趣。他仔细查验了各种文件，每当发现文件或我们叙述中有什么不清楚的时候，他则从头抓住主线耐心地顺势摸下去，直到得到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列出一份包工头的名单，然后说道：
“‘斯特里特先生，一切都明白了。这些合同是严格按法律要求拟定的、正式签署的，是合法的。显然，这些人是睁着眼睛签订的合同，我看没有什么错误和漏洞。’
“而后，杨先生转身对等候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人说：‘把这名单交给某某，叫他在某某时候把这些人找来。’
“他们准时到了，我也准时去了。杨先生对他们提了些问题，他们的回答证明我说的是准确的。然后，他对他们说：
“‘你们签订了这些合同，打算自觉自愿地承担这些义务吗？’“‘是的。’
“‘那就严格执行到底吧，哪怕它会使你们变成乞丐！去吧！’“他们的确去了！现在，他们在沙漠上牵成一条线，像蜜蜂一样干起来。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发过怨言。这里有一帮从华盛顿来的行政官员、法官和别的官长，他们维持着共和政府的场面——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却是：犹他州是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其国王就是杨伯翰！”
斯特里特先生是个诚实的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以后在旧金山那几年，我同他常打交道。
我们在盐湖城只待了两天，因此没有时间对一夫多妻制的情况做一般性的调查，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数据和结论，以便再一次唤起国民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注意。我本来有这个愿望。我想以一个年轻人具有的那种狂妄自负劲儿，热情洋溢地一头扎进去，在这方面做出重大的改革。但是，在我见到了摩门教女人后，这个念头便烟消云散了。我被感动了，我的良心战胜了理智。看到这些可怜、笨拙、“朴素”得可怜的生灵，我的心软了。当我扭过头去掩那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时，我暗暗地说：“不，讨一个这种女人的男人是干了一件大慈大悲的好事，使他有资格接受人类善意的欢呼，而不是严厉的谴责。讨六十个这种女人的男人是完成了一件极为慷慨的业绩，这种慷慨行为是那样的崇高，各民族都得在他面前脱帽，默默地向他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