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欢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
◎《人民日报》历史上的第一个元旦社论
◎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
◎黄炎培的新体诗——《1949年除夕》
◎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5万群众大联欢
◎上海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
◎重庆10万群众大游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民族工业家畅谈“鲜明的对照”
◎京汉、粤汉铁路中断了12年的联运恢复通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国歌为开始曲
◎英文版《人民中国》创刊
◎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1950年1月1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1950年元旦》的社论，这是《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第一个元旦社论。自此以后，每年元旦，《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把新一年的中心任务昭示全党全国。社论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而在1950年，则将全部完成并巩固这个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战斗与生产任务：
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第二，厉行生产节约，动员全体人民以最大的努力恢复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农业生产比1949年增产粮食100亿斤、棉花470万担。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得到初步的恢复。在生产节约的总目标下，大力提倡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反对浪费。
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1950年，各地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代表会议，把它变成一种经常的制度，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完备。
在这四个任务当中，两项属于民主革命内容——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一项是发展生产，一项是民主建政。到这年年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系列事件，不管多么复杂，还真就是围绕这几项任务展开的。
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题词在1月1日见报了。
朱德的题词是：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刘少奇的题词是：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1950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
李济深的题词是：一切为着人民。
张澜的题词是：人民维新。
这四位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胜利万岁。
欢庆新年的活动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各民主党派12月30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除夕联欢晚会。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充满感情地朗诵了他的新诗——《1949年除夕》：
火炬煌煌，
金鼓锵锵，
她秧歌，
你皮黄，
让我新诗独唱。
说什么，
“蒋家王朝陈家党”，
呸！
到今朝，
只有人民力量。
别忘！
别忘！
十五年前，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北京市政府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举行新年联欢，5万多人喜气洋洋地参加了集体游艺、舞蹈、曲艺、越野登高、冰上运动会等活动。上海全市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的纪录片，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妇女化装歌舞拜年队出现在全市各街区，他们首先向驻军贺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回拜。重庆10万人元旦大游行，庆祝重庆、成都和大西南解放，行程30余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北京的民族工业家在辞旧迎新之际，面对新旧社会鲜明的对照，不禁感慨万端：一年前今日，正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城里和城郊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工业，本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各私营工厂相继被迫停工，很多工厂的机器、厂房遭焚毁，原料也被抢掠一空。
慈型铁工厂在北平私营工厂里算是最大的一家了，总经理宋化如说：“去年新年简直是一个死年，生产完全停顿了，翻砂厂房变成了马号，锅炉上拴着战马，工人只剩了8个人。”而今年元旦，这个厂的工人已达到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生产日见发展，他们给华北水利推进社制造水车，为铁道部铸造锅炉。这些生产任务已经占到总生产的四分之三。宋化如感叹道：“今年我们能把一个被反动军队破坏不堪的厂子发展到这个样子，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工人的力量真伟大啊！今年新年我们要好好庆祝。”
大华窑业公司是京津唯一的制造瓷器工厂。总经理陈荫棠说：“去年过年，厂子被军队糟蹋得一塌糊涂，窑被破坏了，碗板子、木架子都被匪军当柴火烧了，厂房里喂上牲畜，缺这个，少那个，根本不像一个工厂了。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别说开工了，连买咸菜的钱都没有！北平解放了，人民政府两次对我们贷款扶持，大华才有了今天的生产规模。”大华窑业公司职工由80多人增加到210人，新建房屋44间，增添机器3台、窑1座，设备日臻完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个月里共出货250万个，比1948年全年生产量增加了4倍多。
欢庆胜利，自然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诗人钱小山《满江红·1950年元旦劳军献词》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人民的此种心境：
解放军来，听到处鼓鼙声歇。有士女壶浆迎候，几番热烈。雨洗烟尘千里路，夜严刁斗中天月。好男儿服务为人民，情何切。 旧耻辱，从头雪。反动派，从今灭。看乾坤整顿，金瓯无缺。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庆和平岁首共称觞，瞻京阙。
其中的“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两句，为人们所称颂。
1950年元旦这一天发生的国家大事还有几件。
一件是中共中央就注意处理藏民部落及寺院发出指示。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在给西北局、西南局及贺龙的电报中说，处理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他们要求发给的保护文件应由军区、军政委员会或省政府发给，或由以上机关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发给。他们要求派代表来北京，请西北局或西南局弄清情况并提出意见后即可送他们来京。他们的民兵要求联络，可与其联络并指定他们在本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但不要送枪给他们，不要故意扩大他们的组织。他们给毛主席来信来电致贺，均请你们以奉毛主席命答复他们，或代毛主席起草复电报主席后答复他们，而不应不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而不知道其他的人，故他们的来信来电，均须答复，不可不答复。此前，西北局报告中央说，松潘、理番、懋功、荗州等地藏民部落及寺院给毛泽东的信和电报，要求发给保护他们的文书，他们的民兵要求与人民政府联络，一起消灭国民党。所以电报指出：此类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否则，他们必对我们增加疑惧。但中央离他们很远，且不了解情况，不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故他们的一切问题应由西北局及西南局处理。
电报表明，中央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问题取慎重稳进的态度。
一件是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元旦，京汉、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说：“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在元旦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大陆完全统一的象征，也是新中国建设事业伟大前途的象征。”“京汉、粤汉两路的通车，使中国由北方国境线上的满洲里至国境南端的广州，可以由铁路交通直达，并使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各大行政区的铁路线连成一片。这对于加强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政治军事文化的联系，对于克服国家的战后困难，推进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都有极大的意义。”
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用国歌为开始曲。
这一天有两个刊物创刊。一个是英文版《人民中国》半月刊杂志创刊。该刊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后来的中国外文局）主办，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新中国内政和人民生活的对外宣传刊物，下半年增发俄文版。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以及世界工联副主席托列达诺《我看到了新中国——为<人民中国>创刊而作》。1958年3月，改刊名为《北京周报》。该报一直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另一个是《人民海军》创刊。该刊起初是作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刊物。创刊号上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朱德的题词是：“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一支人民的海军。”
二、新政府“新”在哪里
◎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大家办”
◎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中占有很高比例
◎“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
◎周恩来首先想到了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的傅作义
◎周恩来亲自上门请黄炎培担任政府要职
◎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
◎罗隆基坦言为什么住着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
◎要让党外人士“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
◎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通报给马寅初
◎毛泽东说：“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
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就在于它有了一个新政府。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方面体现在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政府的组成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共产党打下天下，并没有独坐天下，而是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以后，亲自挑选各部门领导人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特别重视选择党外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因为，一则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人才；再则这种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如此，在政务院的4个副总理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
在21个政务委员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他们是：黄炎培、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等。
在各部、委、院、行、署93名负责人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42人，他们是：
郭沫若 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黄炎培 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
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蒋光鼐 纺织工业部部长；
章乃器 粮食部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梁希 林垦部部长；
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
史良 司法部部长；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
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 卫生部部长；
何香凝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马寅初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丁贵堂 海关总署副署长。
有几位党外人士最初不愿意担任政府职务，周恩来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如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人。
黄炎培，字任之，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1940年年底，与张澜、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政团同盟。传为佳话的是，黄先生曾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故事，他后来写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一书。在延安时，他告诫毛泽东，大意是说，历史上的周期律是，革命党开始时聚精会神，用心卖力，待到环境渐好，就惰性发作了。风气养成之后，虽有天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然后就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或者“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当时信心十足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炎培过去曾多次拒绝过旧政府的高官厚禄，这次也不例外。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前往在安儿胡同的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到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恳切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考虑考虑。次日早，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高高兴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2页。）
周恩来又提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当时许多人对李书城还不很熟悉。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时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一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后来专门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请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中国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专家梁希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应该说周恩来首先就提出让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当年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实事。周恩来在安排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时，特意让李葆华当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还请傅作义推荐人选进水利部领导班子。傅作义推荐了两位，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再如对蒋光鼐的安排。蒋光鼐曾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总指挥，淞沪警备区司令。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时，已有61岁。他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个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没同意。后来，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周恩来诚恳地请党外人士出任中国第一届“内阁”成员，许多党外人士十分满意，说中国共产党真是“煞费苦心，十分周到”。有人曾经说：周总理是“周”总理啊！这里所说的“周”就是“周到”的意思。（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3页。）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参加政务会议的成员是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每星期召开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共举行过55次。一年间开了55次，可见它是作为一项定制执行的。每次政务会议都由周恩来主持，所讨论的内容为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周恩来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因此，会上人人都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据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
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罗隆基同我谈过他对政务会议的看法，我以为这位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很有代表性。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罗隆基上述这些话是真诚的，证明了周总理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日报》1994年5月25日。）。
新政权精心安排非党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不是把他们当个摆设，做做样子，而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切实负起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责任的同时，还要让非党人士有职有权。这一点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还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十分重视。他们提出“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的原则，指示在政府中担任各级正副领导职务的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分工，要求共产党员尊重非党员的职权，在他们职权范围内，使他们有可能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同他们商量一切应该商量的事情，向他们报告和请示一切应该报告和请示的事情。同时，帮助他们积极履行责任，做出成绩。
中财委主任陈云不仅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也注重新老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在他的主持下，中财委党组专门下发过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通报指出：（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必须应该有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绝不只是形式，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该慎重考虑，能用尽量予以录用。陈云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马寅初因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中财委领导了21个部和直属局，各部的部长对本部的工作作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由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让黄炎培作报告，水利部就让傅作义作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就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了。
再有，就是允许党外人士议政，提出批评和建议。任何工作都有可能存在不足或缺点错误，敢不敢让人批评，反映了人民政府有无气魄和胸襟，更体现了政治上是否成熟和有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不怕批评，而且欢迎批评，主动征求批评。1950年5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后，两次发电报要求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派人或亲自去调查此事，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在土改中，北京市组织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实地考察，回来后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畅谈感想，反映甚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经验，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并多次致电各地负责干部，强调只要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愿意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对他们戒备，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要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同样，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也反复强调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参加审案。
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可遵循的具有操作性的程序、规定和办法，并成为一项制度。把这项制度加以理论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三、崭新的外交风格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第一份照会
◎苏联第一个同中国建交
◎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周边国家先后承认中国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最早承认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切身感受就是洋人可以跑到中国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而中国人见了洋人只能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中国接受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没有说半个“不”字。无怪乎不少仁人志士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只有痛心疾首地哀叹：“弱国无外交。”
周恩来曾经深刻地指出：
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关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这一重大问题就已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外交有了明确的方向和鲜明的风格。
“另起炉灶”，说白了就是重新打鼓另开张，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将1949年10月以前驻在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各国要同新中国建交，就要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国民党集团盘踞着台湾并霸占着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因此，建交谈判必须明确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是说要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这包括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等。按照这一方针，新中国不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并巩固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而且为同世界各国建立与发展新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一边倒”。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是美苏两个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怎样选择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立国兴邦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前后，美国一面无可奈何地承认其“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一面仍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承认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不断施加压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尤其令人不能不保持警觉的是，美国大力扶持日本，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设置障碍。美国及其追随者还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包围和全面的经济封锁。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9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苏联，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并商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援助问题。会谈很顺利。当年8月，斯大林就派出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由200多名副部长以上官员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考虑，以及从哪里可以得到经济援助的现实利益出发，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5页。）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了公函，内称：
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周恩来把公告和信函交给工作人员打印时，兴奋地说：“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0页。）
“一边倒”方针得到了迅速的回应。就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首都便发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周恩来外长：
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此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政府同时断绝了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
10月3日，周恩来外长电复葛罗米柯副外长：
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苏两国立即派出外交代表。中国政府委任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苏联政府委任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各自先行开始使馆工作。
接着，双方正式任命了大使。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乘专车抵达北京。中国政府给予特殊的礼遇，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沈钧儒、郭沫若等，以及3000多名各界群众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致辞中说：“从此，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罗申大使到达使馆后，使馆升起了苏联国旗。10月16日，罗申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
10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的社论。31日，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受到葛罗米柯副外长及莫斯科市主要负责人的欢迎。从苏联一方来看，这也是超过惯例的礼宾接待。
中苏两国建交，带动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与新中国建交。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国家依次是：保加利亚（10月4日）、罗马尼亚（10月5日）、匈牙利（10月6日）、朝鲜（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10月6日）、波兰（10月7日）、蒙古（10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27日）、阿尔巴尼亚（11月23日）。
这一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就打开了，其意义可不一般。毛泽东曾经很担心外交承认的问题，他觉得如果新中国成立后3天还没有国家承认，就有问题了。
根据“另起炉灶”的原则，到1950年3月，邻近中国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丹麦、瑞典、瑞士等国的建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均很快达成协议，互派了外交使节。同挪威、阿富汗、锡兰等国或因谈判被推迟，或因遇到困难，分别到1954年、1955年和1957年才建交。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在美国的影响下，又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交条件，建交过程比较复杂。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英国保守党政府又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但英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仍不明确表态，所以，只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
中荷建交谈判同此类似，双方直到1954年11月才同意仿照英国的办法互换代办。
尽管如此，在打破美国孤立新中国这一点上，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
四、中苏两大国结盟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
◎访苏的三个目的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敲响12点
◎斯大林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
◎毛泽东提出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毛泽东为斯大林70寿辰致辞，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
◎英国一家通讯社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
◎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
◎中苏签订了三个合营股份公司的协定
1949年12月6日，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大雪初霁，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一行来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特快专列。这次出访苏联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他的一生中总共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也是苏联。第二次访问苏联是在1957年。
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目的有三：一是祝贺斯大林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这三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因为苏联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苏、美、英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的，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加以废除而另立新约。
专列经满洲里出境，行驶在广袤无垠的苏联远东平原上。沿贝加尔湖北行，经过11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当列车徐徐驶进站台时，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大钟悠然敲响12下。这不是巧合，而是苏方刻意安排的。顿时，车站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毛泽东由登车问候的苏联官员陪同，向人群挥手致意。在车站举行的隆重而简短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端详着毛泽东，连声称赞道：“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则半带着诙谐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哦，有话无处讲……”斯大林连忙打断翻译的话，重申几个月前他向刘少奇讲过的话：“胜利者不受审的，谁也不能谴责一位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这一席话，使会见的气氛轻松起来。
在首次会谈中，斯大林盛赞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他衷心祝贺这个胜利，并希望中国同志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环境，把经济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并从总体上使国家稳定。中国对重大的问题的决定，取决于今后的和平前景。
国际和平如何保持，能维持多久？斯大林表示：和平依靠我们的努力。那样，和平不仅能保持5年到10年，而且能保持20年到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接着，毛泽东提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不愿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他表示，1945年那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签署的，可以说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毛泽东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但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说：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出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言下之意，是指中苏结盟不但有一个在全世界看来十分明了的条约形式，而且要有实实在在的互助互利的具体内容。然而，这种富有哲理且充满了东方式的幽默的话，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竟然未能理解。
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在与会的13个国家和共产党代表中，毛泽东第一个登上讲台，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致辞。他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在短短的500余字的致辞中，受到全场3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及至精彩的演出结束，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向同坐在一个包厢内的中苏两大国的领袖热烈鼓掌，“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的欢呼声在大厅里回荡，经久不息。至此，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第一项任务圆满完成。
可是，关于中苏缔结联盟条约等重要问题，却一直未能进一步协商。12月24日，斯大林同毛泽东第二次会谈时。从晚上11时半一直谈到次日晨5时。一边吃饭，一边谈话，“极为酣畅”。谈话内容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就是对中苏条约只字不提。毛泽东问斯大林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斯大林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不让周恩来到莫斯科谈，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想另订新约。
毛泽东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参加斯大林70寿辰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先后离去，唯独毛泽东留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派人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生活，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采取了拖的办法。毛泽东很失望，一连几天闭门不出。
此时，英国一家通讯社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也颇为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中苏双方同意，决定由毛泽东发表一个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据毛泽东后来说，这篇《答记者问》文本草稿是由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起草的。另据随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和日记，都说是由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提议，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因此，可以说《答记者问》是由王稼祥提议，科瓦廖夫撰写，经斯大林批准，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真理报》刊载，而《人民日报》照塔斯社稿译发的。
1950年元旦这天，毛泽东在下榻的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姐妹河别墅（原斯大林的别墅）里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毛泽东说，最近几天，从北京获悉，缅甸和印度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对此的立场是，如果他们真诚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就应该首先同蒋介石断绝一切相互关系，断然放弃对这个政权的一切支持和援助并对此发表声明。在这些国家政府接受中国政府上述建议的条件下，缅甸和印度政府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还有消息说，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最近也将采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明里看，毛泽东的这番话强调的是“另起炉灶”这个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实则是在给斯大林透露信息，国际上是有新动向的，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不仅有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还有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苏联不应该再拖下去了。
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经过两周的休息之后已有好转。最近四天睡眠正常，一天八小时，并且不用服安眠药，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多了，但外出散步时，在户外还不能超过一刻钟，感到头晕。因此打算再静养一周，并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表示，休息一周后，想拜会一些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这些拜会将采取正常谈话的方式，不会谈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讨论实质性问题。在此期间，希望会见斯大林，进行实质性会谈。实质性会谈结束后，打算向列宁墓献花圈，参观地铁，去几个农庄看看，去剧院看戏。毛泽东强调，不准备参观工厂和接见大批客人，也不发表公开讲话。他最后表示，曾想在苏联逗留3个月，但最近因国内工作需要，准备将停留时间减少到2个月。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返抵北京。
这段话其实也是有所指的。一方面，表明自己的身体没有大问题，想要多了解苏联的情况。方式有两种，一是和苏联领导人谈话；二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点名要见的人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苏联元帅、苏联武装部队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毛泽东是成熟的政治家，为了不致斯大林多心，特别说明，和这些人谈话，不谈实质性问题，也不谈专门的题目，只是“平常谈话的方式”。最后，毛泽东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要比原来的计划提前。这些，都在暗示斯大林抓紧时间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罗申表示，对毛泽东的所有愿望明日即报告政府。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邀罗申共进午餐。
之后，还是在元旦这天，科瓦廖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会见毛泽东，谈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谈话一事。在科瓦廖夫起草的草稿上面有斯大林的签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的。
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毛泽东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毛泽东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记者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毛泽东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这个谈话，不仅消除了西方国家的不实之说，而且明白无误地把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和盘托出。
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折，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谈判。
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20日抵达莫斯科。从23日起，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具体会谈协商。
4日，周恩来起草新的条约草案，在名称上加“互助”二字，正式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经毛泽东同意，送交维辛斯基。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会谈进展情况说：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工作是颇为顺利的。电报指示：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电告意见。
2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将会议一致同意草案电告毛泽东。
31日，毛泽东致电通报会谈进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五件明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三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一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唯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至此，中苏谈判中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归属权问题，大体符合中方意见，获比较圆满解决。
2月5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现将《中苏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换文》共七个文件发回。收齐后，先提中央政治局讨论，在签字的前一日，再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座谈会传阅文件，作解释性的报告，取得大家同意。
2月9日晚，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中苏关于贷款协定三个草案等七个文件。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大家同意这些文件，但贷款协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只说两国同意售给苏联下列原料。次日，毛泽东复电：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14日上午4时至7时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负责人讨论中苏谈判文件座谈会，到会50余人。会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会议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贷款协定及议定书与换文，全体一致拥护，同意立即签字。
谈判后期，上海于2月6日遭到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远东边疆区和中国的东北、新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实际是苏方想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起初不肯签订这一协定，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作了让步，同意将其作为中苏友好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在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答应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由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了招待宴会。
在条约签字的当天，毛泽东认真地修改了准备于次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还电告国内：“请乔木负责改正校好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对于社论的原稿，毛泽东作了十多处修改，共删除191个字，其中有的是整句删除。如：
同时中国则出售给苏联以苏联所不足的战略原料用以偿付苏联的贷款，这点对于苏联方面也是有利的。
中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项必要的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来说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如此细致，反映出他对中苏同盟的珍视和谨慎。
当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斯大林亲自到会，这在他是打破惯例的举动，一般来说，他不参加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了临别演说。他说道：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的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4月10日，毛泽东在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时，有段插话，解答委员中间的一些疑问。他说，中苏两国协商的问题，第一是有关两国的问题，第二还要是重大问题。如对日合约问题就是有关两国的重大问题。有些即使是重大问题，也不一定都与两国有关，那也不一定商量。还有如大连为什么不讲交还，这表示大连就是我们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剩下的是自由港问题。中苏条约只限于与苏联有关的问题，大连自由港这一点不同，与美、英等国有关系，所以我们只讲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再处理，到时看情况。中苏条约订下来比不订好，订下来，就有了依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的一席话，道出了中苏结盟的历史性意义。因为是在内部讲，话就说得比较直白。而在大会上讲的，就比较冠冕堂皇。
4月11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正式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互助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除了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外，贷款和贸易等方面对中国的意义也不可小觑。
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原则，中方提出只向苏方借了3亿美元，在3年内还清。斯大林说，偿还期3年太短，可延长为10年，并在利率上给以优惠，年利定为1%。
平心而论，年利只有1%，确属优惠。根据协定，自1950年1月起，苏联开始付贷，5年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1/5交付之”；中国方面，“贷款的付还以10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1/10”。第一期付还，将于1954年年底以前实施；最后一次付还，将于1963年年底以前实施。依据协定，贷款是“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即所贷的是物资，而不是货币。
总的说来，毛泽东的访问是顺利的。
尽管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但谈判是友好的、互利的，双方能够互相谅解的。有些插曲多多少少也反映了两个领袖文化上的不同背景。
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发表演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古实行的办法，在满洲也几乎实行了；中国的广大地区正与苏联合并；这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是“重要的事实”云云。对此，苏方提出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苏、蒙两国分别以与美国务卿对等地位的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却是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登在1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谈话是毛泽东在苏联起草的，并连夜发回国内。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度。毛泽东则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向苏方解释。在他看来，对美国的这种造谣，用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恰恰挺合适。而且这种做法也不是第一次。无论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一些重要的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习惯。这一习惯不一定合乎世界规范，但比较灵活。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2页。）
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沿途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观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制造厂，游览了伊尔库茨克市容。在专列抵达中苏边境时，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深致谢忱”。在中国满洲里车站，赠送给苏联专列上保卫人员和服务人员20箱水果。乘上中国列车，毛泽东等视察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在长春，大街小巷不见人，弄清是搞了戒严后，毛泽东批评说，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在沈阳，同各级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和恩来路过东北，主要是想了解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出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毛泽东一行于3月4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访苏前后历时两个多月，是世界上少有的一次长时间的首脑访问。
1950年3月27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三个合营股份公司的协定，即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创办石油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创办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
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规定该公司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目的在于协助中国本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协定中规定组织与经营三条民用航空线，即一是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赤塔；二是北京—太原—西安—兰州—酒泉—哈密—乌鲁木齐—伊宁—阿拉木图；三是北京—张家口—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公司一切开支及其所得利润，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由双方代表轮流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协定有效期限为10年。
关于创办石油公司的协定和关于创办有色金属公司的协定，规定公司均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其目的在协助中国本国工业的发展及加强中苏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石油股份公司的任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进行寻觅、探测、开采及提炼石油与煤气。有色金属公司的任务，则在新疆省进行寻觅、探测及开采有色金属。上述两公司之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之。公司的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同样由双方平分。公司的领导由双方的代表以轮换制之程序进行。协定中规定两公司活动的头三年中，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国方面代表选出，副主任由苏联方面代表选出，而两公司的总经理由苏联公民中任命，副总经理由中国公民中任命。每过三年，原有三年中由某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由另方的代表接替。公司的职员，由中苏两国公民平均充任。在一切场合下，均遵守按期轮换职务的原则。两协定的有效期限均为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