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斌[8]
显而易见，在广东和深圳举办的各种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的庆典中，我们的目光还是集中在如何开发粤港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以便更大限度地促进粤深的全面发展上。
人们普遍注意到，香港平均每月有260万人踏过罗湖桥，来深圳营商、购物、置业、求医、探亲等，早已出现了生活服务一体化趋势。
人们也普遍注意到，香港的产业结构在调整，必定给粤深与周边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的发展创造巨大机会，目前，两地政府都急于进行建桥修路等基础设施的布局。
人们尤其普遍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发展科技，走高增值之路”的长远方案，必将使粤深利用香港的信息与金融，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而把广州、深圳变成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基地而贡献力量。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粤深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另一项重要资源——“体制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说，香港的奇迹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自己创造的”。可以说，在香港繁荣的背后，香港人也同时形成了丰厚的体制优势资源。如果我们承认，今天也仍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造就香港走向繁荣的最稳定、最基本因素，香港的体制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圭臬。
一年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说，香港有三大优势，即天然的地理环境、良好的制度保障和高素质的公务员群体。今天，尽管香港经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重重地压上了1998年第一季度当地生产总值约为3008.6亿港元，与1997年同期相比实际下跌2%的近13年来首次负增长的阴影，但是，由于有强大经济实力作后盾，如外汇储备已达962亿美元，高居全球第3位。香港经济一定会荡去高楼价、高通胀、负利率和持续上升的薪金而造成的经济泡沫，顺利地度过调整期，使经济早日复苏。应该说，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对香港的信心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目标，而人们谈论广东或深圳的优势时，却很少触及广东和深圳对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起哈尔滨、呼和浩特、南昌甚至大连都具有明显的“借鉴优势”。
虽然比起内陆来，广东和深圳已经在若干方面先行了一步，但是我们仍然强烈地希望，广东和深圳能把这个“借鉴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认为，这个“借鉴优势”是由三方面因素形成的：第一，面临香港的“地利”；第二，允许经济特区先试了近20年并仍可继续试验下去的“天时”；第三，与港人长期以来熟悉而密切的交往的“人和”。
正是这些“借鉴优势”，才使深圳与广东能够更好更多地吸收香港的“体制资源”。
如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采取的金融现代化的审慎监管，它在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配合下，再包括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管理体系，为香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香港银行体制稳健，注册银行资本为17%，而坏账则低于2%。
又如，在市场中的政府并非直接向企业调动和注入巨额资本，而是面对调整期的负增长，通过缓解信贷的紧缩，稳定楼价，促进旅游业，实行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实行公共就业计划，降低利率和未来5年中计划着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超过2350亿美元大规模投资的基本建设等，来努力创造企业外部良好的竞争环境。尤其是香港有一个很有效率、廉洁的政府，这个深知在市场经济条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政府，已经受到全世界的青睐。
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宝贵的资源。只有更多更好地吸收香港的“体制资源”，才能大幅度地减少交易租金，大幅度地节约“制度费用”。我认为，广东和深圳要想在以往2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是绝对不能长期建立在“双轨体制”之上的，只有早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才能扫清制度上的障碍。那种企图靠以往的经济实力，主要以大规模的政府对企业的投入来实现“更上一层楼”的构想，仍是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因为利益关系与信息来源的矛盾与冲突今后一定将形成事实中的障碍。
毫无疑问，对于香港这类“体制资源”，无论是广东还是深圳都不能照抄照搬，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省情、市情而创造性地吸收。但是无论我们的省情、市情“特殊”到何等程度，都应尽量创造性地吸收这些人类文明。这不仅体现了我们的胸怀，更能反映出我们的智慧。
（199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