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是人们对一个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什么是发展及怎样实现发展等问题的总的认识和看法。它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人们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和聚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人、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发展观的形成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它一经形成又指导和影响实践的发展。
一 为什么以“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为研究主题
本书以绿色发展观为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绿色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对发展的内涵、本质、目的和要求等一系列事关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开始了哲学思考，先后形成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等，这些发展理念反映了经济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对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然而，实践表明，这些发展观都未能很好地解决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协调平衡关系。如今，以生态贫困、生态风险、生态危机为表征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绿色发展观是扭转生态外生发展方式，打破当代中国发展中资源环境严重束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序幕，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演绎的绚丽传奇”。[3]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中国进入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代。一方面，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征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能完全摆脱生态外生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自然资源投入不断增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目前，中国正以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支撑着人口最多、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确保一定经济增速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亟须进行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代替传统的“黑色”生产、生活方式，把发展中的“三高”代价降到最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三）绿色发展观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进入21世纪，中国先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方略，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决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尽快完成工业化任务毫无疑问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和重大历史使命。但中国的发展又必须要遵循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趋势，那就是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生态时代，中国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进行工业化建设，完成工业化任务。因此，当代中国肩负着实现工业化、建设工业文明和实现生态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双重战略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树立新的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社会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现代经济运行和发展要素实现全面绿化和生态化，构建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社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和谐发展之路，为世界重构生态文明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这是人们思想革故鼎新的过程，也是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过程。”[4]
二 什么是绿色发展观？它与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绿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绿色发展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黑色”发展而提出的。绿色发展是指在绿色创新驱动下，以生产中低消耗、低排放，生活中合理消费，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强调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增加绿色财富和人类绿色福利，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
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等人撰写的《绿色经济蓝皮书》出版，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发展蓝图，尽管他对“绿色经济”的定义并非完全如今天所讲，但“绿色经济”的新观念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得以传播。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理念，文件把科学发展观定义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应该说，科学发展观内在地包含绿色发展的要求。2007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对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走绿色发展道路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201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中国“十二五”期间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国家发展规划并独立成篇，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2012年，“绿色发展”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坚持绿色发展成为全国共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的自觉认知和深刻把握。
（一）绿色发展观
绿色发展观是关于什么是绿色发展、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绿色发展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相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合理消费和生态资本增加，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建设有序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达成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绿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运用，回答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第一，绿色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的统一，是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观。绿色发展观从文明转型和价值重铸的大背景中用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来考察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彻底打破了把人的主体和自然的客体作为对立的两极来思考问题的“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要求人既要主动地认识发展规律，科学运用发展规律，又要把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放在自然的生态平衡上，以生态系统一个环节的身份去观察自然、认知自然，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平衡的统一。
第二，绿色发展观强调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生态化，是有机的、生长式的发展观。绿色发展观认为，人和自然都是有机体，其发展过程如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一样，都是一个能与内外环境进行联系和互动的复杂系统，有机体从外界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进行生长和繁殖，同时它作为整体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其他有机体提供生长的养料和环境，以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实现个体的充分生长。这样它就把传统生产方式下人和自然的疏离与对抗，变成共存、共生、共荣、共同演进的关系，使人类在满足自己适度需要的同时促进生态更加优化，从而使各种要素更加符合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绿色发展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旨归，是和谐的、共享的发展观。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满足世界大多数人绿色福利的文明形态。绿色发展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旨归，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就是要求人类用文明而不是野蛮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绿色发展观把大多数人共享绿色福利作为追求的目标，这里的“大多数”不仅包括现在的大多数人，也包括未来的大多数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共享”的发展。
第四，绿色发展观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是全面性的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绿色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主要表现在：绿色发展观以绿色创新为动力，客观上促进了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绿色发展观改变了那种短期逐利甚至不惜牺牲人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互相协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绿色发展观尊重人的创造精神，特别注重人类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的恩泽，反过来滋养和丰富人的本质力量，鼓励人的自由自觉的智慧力量的发挥，避免人与劳动产品的分离，有利于释放人的全面发展的能量。
（二）绿色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基本内涵包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决定全球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绿色发展观继承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合理思想，并且超越了可持续发展观。
绿色发展观是对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下黑色发展的深刻批判和彻底决裂，而可持续发展观只是对黑色发展模式的局部修补或修正，没有触及更谈不上对这一模式的改变；绿色发展观要求人类主动把握自然界在发展中的发动因素，而可持续发展观则是通过被动适应自然的限制条件获得发展的连续性；绿色发展观把人和自然看作不可分割的系统，人和自然应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而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绿色发展观不仅考虑当代人的利益，更是着眼未来，以实现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和谐统一，创造更多生态资产，造福后代，为社会永续发展积累条件，而可持续发展更多的是着眼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给后代人留下遗憾。
（三）绿色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涵盖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建设方面的思想理论。其主旨是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来限制不合理和非科学的发展理念，追求的是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双赢，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同绿色发展观无论是从基本要求还是从根本目的上来讲，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分离开来的两种独立的思想理论。第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来讲它内在地包含自然界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在要求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也内在地要求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而这正是绿色发展观的实质所在。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追求的是社会、经济、政治、精神、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但是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要求，也是绿色发展观中按照以人为本的宗旨，壮大绿色经济和推进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第三，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核心理念上升到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新高度，而绿色发展观的实践正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因此，科学发展应该是包含绿色发展内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观的属性与特征也在科学发展观中完全体现出来。
但二者又有所不同。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际，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提供总的指导思想，其内涵更加宽广。绿色发展观主要着眼于对传统发展理念下的“黑色”发展模式的批判及对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构筑，阐述人类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自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以什么样的行为更好地尊重自然，从而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和谐统一，将科学发展落到实处。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绿色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涵盖绿色发展观。
三 关于绿色发展观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未明确提出“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
（一）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早期西方关于发展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展和生态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国外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西方早期关于发展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从研究发展及其影响发展的生态要素来展开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环境容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关系，他们研究认为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相反，环境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例如，17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并率先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结论并非永远是正确的，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理论”中提出，人口增长必须要考虑粮食供给的因素，人口数量的增长不能超过食物数量的增长，否则人口、土地和粮食之间的不均衡矛盾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认为人们不可能无代价地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要有效率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对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关系、自然环境与财富的关系做了研究分析，由此提出了“静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本的扩张和土地的不足是对生产的最大限制，必须把自然环境和人口、财富维持在一个稳定和谐的范围内。这些研究揭示了发展与影响发展的人口、土地、自然环境等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为研究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关于发展与生态问题的研究。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发展中的严重困扰。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以及世界环境资源的未来进行反思和研究。最早引发世人对生态问题关注的是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她在书中用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化学农药在农作物中的大肆泛滥，将导致人类自身以及所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毁灭。[5]这是第一次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揭露科学技术发展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思考。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围绕环境和资源问题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报告中他们悲观地指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如果无限地索取，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21世纪内一定会停止。[6]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球生态危机”的威胁问题。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上述观点，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他的著作《最后的资源》中乐观地提出，土壤、水、能源等一切自然界中的生物资源永远都不会是稀缺品，人类是具有创造性的，当一种资源濒临断绝的时候，人们总可以通过研究发明出其替代品来找到解决或避开资源稀缺的办法，而且事实上，现在的人类比以前过得更好。这些研究较多地关注了资源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为人们带来的严重影响，更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围绕科技的发展探讨针对环境问题治标性的控制对策，反映了人类绿色生态意识在20世纪的觉醒，被称为“浅层生态学”或“浅绿派”。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球扩张，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并日愈加剧，人们开始对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对策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围绕生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分出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激进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不同派别。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生态自由主义随之而生。在生态问题上，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在于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只有在削减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才能构建人类文明的大厦，因此反对人类向自然界做出合理让步。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哈耶克及其著作《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等。生态自由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无疑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对立。生态激进主义包含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乌托邦主义、生态原教旨主义等多种不同的派别，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主张环保至上，为了环保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他们彻底否定一切工业化发展甚至人类文明的一切创造成果，认为最好的生态是丛林生活的原始状态。代表人物有埃及的宰克里亚·泽恩及其《原教旨主义与宗教和政治》等。生态社会主义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当代存在的环境危机，旨在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德裔美籍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的《对自然的统治》，加拿大社会学家本·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等，他们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认为，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全球泛滥，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但生态社会主义并未能阻止甚至减缓全球性生态危机持续恶化的趋势。21世纪前后，美国学者福斯特和伯克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之策，他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对资本主义做出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
（二）国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
国内对绿色发展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和研究阶段。
我国学者对环境保护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纳入学术视野，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关注点。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出版了吴泽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王振德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著作，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的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王振德从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变量分析入手，通过人口分析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做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关于自然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袁任平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发表了《评“能源枯竭”论》一文；翟海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论先秦儒法两家在自然观上的斗争》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环境保护科研组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评所谓“环境危机”》一文，三篇文章分别从中国古代自然观、近代能源和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等方面论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对环境保护研究的学术著作数量不多，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需求而著。例如，20世纪60年代集中在如何“搞好环境卫生”方面；20世纪70年代集中在环境科学技术、介绍国外“污染公害问题”方面以及翻译了一些海外环境主义译著等。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相继出版一些论著，如于光远的《论环境管理》、马世俊的《现代化与环境保护》、曲文的《与你身边的污染搏斗》、曲格平的《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丁鸿富等的《社会生态学》等。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著数量不多，这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工业文明不发达有关。
第二阶段：绿色发展研究勃兴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渴望和急迫心理使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大行其道，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生态环境保护及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绿色发展研究进入一个高峰时期。首先，政府部门对此问题予以关注，一大批关于中国环境保护现状和政策分析的研究报告与理论文章相继发表。它们从环境科学、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如中国环境保护局1988年发布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1981—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发布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国际环境保护总局1998年发布的《中国生态报告》等；此外，学界也涌现了一批在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如郑易生的《深度忧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马洪的《中国发展报告》，林建技等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中国环境年鉴编委会编制的《中国环境年鉴（1990-2004）》等。其次，在学术领域也涌现一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著作，它们从更深层次反思和研究产生环境危机的社会原因并寻找应对之策，如叶平的《生态伦理学》、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等。再次，20世纪90年代中国还出现了一批研究西方绿色思潮的著作，它们把研究的视角伸向西方国家绿色思潮，以期对我国环境保护有所启示。例如，奚广庆、王谨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宋祖良的《海德格尔与当代西方的环境保护主义》，陈林、侯玉兰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形象审视》，等等。最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还形成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以刘思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为代表，对当代中国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21世纪之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绿色发展”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积极响应，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方略，坚决走绿色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也对绿色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一批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胡鞍钢的著作《中国国情与绿色发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及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牛文元在《2010中国科学发展报告》中对绿色发展的内涵予以了界定，他对生态健康、经济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绿色发展是四者的有机统一；刘燕华在《关于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等文章中则提出，“绿色发展需要三大技术支撑，即循环技术、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赵建军在《中国绿色发展道路探析》一文中分析认为，相对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概念，绿色发展是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的价值理念。有的学者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对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进行探讨，如诸大建的文章《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著作《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译著《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管理——生命周期的视角》《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自然资本论》等，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生产方式等更深的层面反思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原因，进而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如果只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建成生态文明，也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
应该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矛盾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投入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并且会越来越多，尽管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绿色发展的思想，建构起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这都为绿色发展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