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民
苏轼初贬海南时写诗，结句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1]所谓舆地志，是指古代以记载一个区域内的范围、户口、特产、风俗等为内容的描述著作。
这里贡献给读者的20卷本的《海南地方史研究丛书》，就其辖地范围、治理措施、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移民与族群分布、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七大类别内容来看，的确带有舆地志的某些性质。但本丛书是研究性著作，在研究旨趣、写作体例、叙述方法、学术规范、观念运用以及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处理等许多方面，又与古代的舆地志完全不同。
海南岛的历史，是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结合黎、苗、回族和明清以后东南亚乃至欧美新嵌入的异族因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对于形塑海南历史的特殊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中原地区的战乱都没有波及海南岛，加上封建统治者对海南的管辖时紧时松，松动的时期比较长，使得海南长时间政治稳定，而且有相对的独立性。宋代苏轼和明代丘濬，都论述过中原因战乱而大批汉族移民自北向南而到海南岛来居住的移民潮。因为海南的社会相对安定，移民在此发展，有些成为海南岛的大家族并形成不同地域的不同风貌。
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的迁徙，贬官的到来以及南洋的影响，使海南逐渐形成了以热带、海洋为主要特色的文化风格，其中，以黎族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贬官和中原移民文化为主体，建构出海南多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独具特色。
第一是黎族文化。
黎族族群是最早迁徙到海南的族群，而与岭南地区的骆越族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在黎族的聚居地，最大的社会组织是“峒”，峒由若干村落组成，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标识，村落内的黎民住宅都是干栏式的茅草屋。他们密集而居、相依相助，形成非常牢固的生存体系以及社会组织——“合亩制”。在村落都有村规民约，全峒则有峒规民约。现代法学称之为“习惯法”，是全村、全峒的行为准则；每个村落内部的事情，一般由各户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处理。而在众多家长中会有几名年长者，他们经验丰富、明晓事理且行事公正，很受人们尊重。人们称之为“长老”。长老对外还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峒的事务则由代表各村落的长老组成长老会来处理。
第二是海洋文化。
海南岛在南海中。明太祖将海南岛称为“南溟奇甸”；丘濬读明太祖的“敕”文后写出《南溟奇甸赋》。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大知识分子，却感叹“而甸之所以为奇也，容有所不能详！”为什么呢？
海南岛儋耳等地的居民，以在南海捞取珠玑、玳瑁等海产品谋生，并将产品集中运到广州出售。南海上光怪陆离的宝藏，都是陆上所没有的。这些居民以辛勤的劳作，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海洋物质文明。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和西亚之间一条横贯亚洲内陆的交通线。这条陆路交通线，史称“陆上丝绸之路”。但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商品需求量日增，而陆路运输运量少、速度慢，途中还有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麻烦；由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于是出现运量大、速度快，也相对安全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由广东徐闻出发（后来，广州取代徐闻，福建泉州超越广州），途经海南岛直到阿拉伯国家、北非乃至欧洲，史称“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海南岛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航路（海道），古老的一条是秦汉时期经过多次航海试验以后在《汉书·地理志》中总结的，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路自徐闻开航后即穿过海南岛北部的琼州海峡，到今天的北部湾，航行到越南占城，然后再沿海岸线往南航行。对海南来说，这是西航线。
因为古代海航，由于船只及航海知识的限制，大多都避开了南海的西沙群岛。这是不得已的航路。这条西航线是传统的航线。向达甚至认为其一直延续使用到明代。[2]
与西航线相对应的是东航线。因为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了唐代“开元盛世”的中期，特别是宋代，陶瓷、丝绸等关系到政府财用的经济资源，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产品要外销，通往南海的远洋贸易货船，比原先的吨位大得多。这样一来，西航线实在不划算。再加上宋代航海的罗盘、水密隔舱、链式铰接舵等航海新技术的推广，南海中的西沙群岛的险阻是可以克服的。于是西航线式微是必然的！
不论是古老的西航线还是宋代的东航线，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海路上的桥头堡、中转站及补给站，对海上丝路的发展和演变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海上丝路对海南岛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它促进了海南的海路航行，同时也让海南的造船业、船舶修理业发展壮大；在促进海南商贸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海南诸多城镇的骑楼建筑，改变城市的面貌，促进海南农业的发展；向海南移民而产生移民文化，向海外移民产生融通中外的华侨文化。
海南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及其海洋文化，在海南渔民独创的“更路簿”文化中可见一斑。
“更路簿”是在海南岛由渔民创造的、形成于郑和七下西洋之前的明代初年，盛行于明清民国时期，是渔民到南海捕捞时必备的航海手册，有的老船长不用本子而是用脑子熟记。机动船代替风帆船、卫星导航及海图普及以后，它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更路簿”的内容，包括南海海区的划分、渔船开航的起点和到达的目的地、航向（针路）、航线、航程、风浪、海底状况、岛礁名称及方位、海岸地形地貌等。每条更路在一般情况下所用的针路和更数大体一致，而在不同风向、风速及海况不同的时候，使用不同的针路等都有具体文字记录。可以说，“更路簿”是渔民在南海航行时的经典和指南书，是渔民世代在南海航行时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百年来渔民在南海捕捞的实践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于指导南海捕捞活动的实践。
明清及民国时期，风帆时代的渔船在南海航行时依靠“更路簿”指引，结合船长、火长、大工等的航海经验，战风斗浪，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纪录！而从政治及文化层面看，“更路簿”的意义和价值，更加重要。
“更路簿”所展现的这种海洋文化，实实在在地批驳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错误。黑格尔说，中国靠近海洋，但却“无法分享到海洋带给人们的文明”，海洋“对他们的文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又说，在中国，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与“天限”。黑格尔这些论述，起码是不知道中国自明初以来，即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风帆时代的船长和渔民群体所体现的海洋文化；深一层来说，他的立论出发点是认定中国只有农耕的“黄色文明”，即只有农耕文化而没有海洋文化！这是黑格尔偏见的悲哀！[3]
第三是移民文化。
海南岛是移民岛。移民文化涵盖两个内容：一是从大陆向海南岛迁移的多民族移民文化；二是海南人向国际迁移而构成的融汇中外的华侨文化。
黎族是最早迁移到海南岛的族群。黎族在海南岛对于土地的利用和作物的栽培方式，构成了黎族早期的基本文化景观。黎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采集”、“种山栏稻”和“牛踩田种水稻”三种方式并辅以狩猎和捕捞获得生活资料的。黎族长期保留了以独木器具，制陶，纺、染、织、绣技艺，茅草房和文身等为代表的生活文化和崇尚自然的饮食习俗，并因此享誉民族之林。
苗族迁移到海南岛，大约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他们从广西作为士兵被朝廷征调到海南后落籍。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苗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一种，像黎族一样，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苗族文化以色彩庄重、做工精致的服饰，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以及蜡染、刺绣手艺等著称。
回族是唐宋元时期穆斯林在海南的后裔，包括以波斯及阿拉伯人为主体的蕃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越南古占城区域的居民，主要聚居于三亚凤凰镇的回辉和回新两个村，人口大约8000人，操回辉话。他们以别具一格的民族服饰、古朴典雅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居所、恪守伊斯兰教规的饮食习俗、具有悠久历史的典型的民族风情，绽放于天涯海角。
“临高语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继黎族先民迁徙到海南岛。
“临高语族”是指散落在海南岛北部，东起南渡江，西迄临高县的新盈港，南以琼山县的遵潭、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州的南丰为界，包括临高全县和儋州、澄迈、琼山及海口市郊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使用汉藏语系侗泰语族壮泰语支的一种语言——临高语的族群。从语言、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他们显然是海南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约50万。
“仡隆语族”是指在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约400平方千米区域里的约10万讲仡隆语的居民。
汉族移民，大抵是两部分人，一部分像苏轼说的“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然矣”。[4]除避乱人家以外，也还有受委派到海南任职、戍边或经商、旅游而落籍的。另一部分则是贬官，著名者如唐代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而贬至海南的宰相韦执谊，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李德裕，北宋开国宰相卢多逊等。许多贬官的后裔落籍海南，子孙繁衍、支派绵长。
汉族移民文化的特点显著，诸如各宗祖的祠庙文化、家谱文化、碑刻的牌坊文化、兴办书院学校的教育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等，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因此可以说，岛内多民族的移民文化，是黎、苗、回、汉等多个民族世代积累和交流融汇的历史结晶。
第四是华侨文化。
华侨是指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华侨”一词源于1883年郑观应上李鸿章的呈文有“南洋各埠有华侨”的说法。此后，华侨一词被广泛使用。
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品格不一样。它是由某种地方文化人为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与当地文化嫁接起来，成为一种有本根文化基因，又吸收当地异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融通中外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新的文化系统。
以海南华侨文化在马来西亚为例，它的载体是海南在大马的华侨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及其下属的分会等会馆组织。海南华侨在马来西亚谋生、发展，但他们的根又在海南。他们都保留海南话，在会馆和海南人群体里的交流语言是海南话，有与本土海南一样的习俗、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但同时，他们又深受马来西亚文化的浸润、感染，并接受马来西亚的文化，吸收其中异质文化因子，转换成自身的文化因素。如咖啡，马来人的喜爱甚于海南人。大马的海南人学习马来人咖啡的做法，加以改良，成为有海南味的咖啡。这样看来，海南的华侨文化，具有海南和国外两个源头，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故有特殊性。同时，对海南来说，又是海南文化系统在海外的延续和空间占用。如在马来西亚，有海南人群体和海南人居住的地域，即是海南文化的一部分。
在海南岛华侨集中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中外文化融合的品格。显著的如聚落建筑，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四个侨乡市，许多街道具有南洋建筑风格，是华侨文化的象征；还有中西合璧的华侨豪宅，是东方艺术精华和西洋建筑样式的巧妙融合。这些让海南城乡建筑大放异彩的景观，是海南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海口来说，2007年3月，荣膺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这片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群。
海南的侨乡，不仅是建筑，其他如语言文字、习俗、服饰乃至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方面，都深刻地烙上了外来文化的印记。
最后，还要简明地说说这套丛书的基本目标。
海南岛解放以后，实行新的行政建制，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全岛一般可分为汉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农垦区三大块。对各个行政建制区域的历史和社会风貌，除了地方志和一般性的文字介绍外，一直缺乏全面叙述。现在，20卷本《海南地方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可以看作对20个叙述单位所做的一次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普查，将各个叙述单位的历史进程、特点、亮点及其形成的原因等做出分析和概括，目的是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这20个叙述单位的特征并自觉地保护这些地域特征的多样性，借以促进海南省更好更快地整体发展。
这套丛书是研究性著作，编委会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确立撰写规范时，即以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定为目标。
希望能在“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力”命题的统领下，让这套丛书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方法激活海南岛长久以来内蕴的活力，使它能够生动活泼地感动读者，让海南省人民在接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影响的同时，极大地释放出我们边远海岛的“边缘活力”。
2015年国庆节于海南大学图书馆三楼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