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赴美学习和工作，于1986年回国工作，到2008年退休，22年间，我顶着“国际人”的别号，跑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国际谈判，进退得失之间，感触良多。
1994年，我出版了《国际商务谈判——原则、方法、艺术》一书。当时我正主持上海地铁的国际谈判，在紧张繁忙的谈判间隙，利用在汽车、飞机上的零碎时间，把一些心得体会随手记在小本子上，终集成书。地铁谈判谈了四年，这本书也写了四年。在这本书里，我提出谈判要善于妥协，要善于把蛋糕做大，谈判的目的是双赢、多赢等一些新的理念。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同志为此书写了序。该书1999年被列入“上海出版界50年500种精品图书目录”。
近些年，我经常被邀请到中央和国家一些部门以及许多省市讲演、做报告，特别是到各个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向大家介绍参与国际谈判的种种经历和故事。我并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我的中文水平有时还感到很不够，但大家对我的报告热情不减，兴趣盎然。我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江主席“走出去”号召的进一步贯彻，这种涉外的经历越来越成为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共同的财富。为此，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约，把我在国际谈判中的所见所想，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文化软实力命题的所思所感，写成此书。
1998年我从地方调到中央部委工作之后，参与谈判的层次、内容、方式更加多样化了。除参加一些商务谈判外，也参与了一些政治外交方面的谈判。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如军事力量、自然资源等有形力量，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而由文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的地位在明显上升。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化，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国际谈判深受其影响。在两国的谈判竞争中，军事等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中国为什么在国际谈判桌上很多时候不占优势？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对文化的差异性认识不够。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常常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二是对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够重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媒体已经开始主导社会舆论的话语权，特别是网络世界的兴起，舆论浪潮席卷而来。媒体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成为展示国家形象、彰显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媒介。但中国媒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十分微弱，中国媒体的实力和媒体人的工作水准与西方媒体难以匹敌。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当下甚至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毋庸讳言，作为一个正在转型的大国，个中的种种阵痛、蜕变、艰难，乃至由文化传统带来的不适感，均呈现给世界一个相对繁复而不甚清晰的形象。仅仅依靠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足以显示国家实力。为此，近年来，文化软实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重视，文化发展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因为经常参与涉外谈判，我对文化之于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体会犹深。从对外谈判和国际交往的角度看，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除了构建一些大的文化工程以外，很多时候还体现为一些细节。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涉外交往活动中，有时文化的表达可能就是一份礼宾排位的名单，一支意味深长的乐曲，一个表情达意的眼神，甚或几美元的小费。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个人的文明教养、气质仪表、服饰礼节、举手投足、语言谈吐等，都有可能被视为某国国人的文化水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贵族气质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和文化浸润。培育既符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顺应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价值体系和国民气质，是一个浩大而精细的文化工程。我在本书中特别提到英国的伊顿公学，这是世界最著名的三所中学之一。它的教育理念很值得中国国内教育家们思考和探讨。
谈判是最直接的文化角力。我方人员的文化积累，对对方文化背景的熟悉与洞察，和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交流应对……小而言之，关乎在某次谈判中是否可运筹帷幄；大而言之，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外在形象，以及在国际谈判席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谈判作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年前的《国际商务谈判——原则、方法、艺术》一书，侧重于实务和技巧；而这本《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谈判》则更多地开掘谈判中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引出的广义的文化软实力问题。但本书不是学术专论，笔者试图更多地采用讲故事和分析案例的方式，生动展现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希望文章有更好的可读性和贴近性，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作用，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