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兴兴头头地带着新买的衣服回来，兴兴头头地剪标签往衣柜里挂，一边挂一边欣赏，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穿上“她们”的样子，好心情又加上了几分自恋。这是我生活中并不常有的不折不扣的快乐的时刻，可以感受到生命液汁的充沛丰足，感受到活着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情。漂亮的衣服总是给我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照耀我的面容，也照耀我的生命，我喜欢这种浅薄的快乐。
女人对生命的爱恋一向感性而具体，一件漂亮的衣服一句甜蜜的情话就可以使她们持续几天的好心情。这样的爱恋更本质更实在，不像男人，尽为了一些抽象玄虚的东西而苦恼。而男人作为生命主体的东西，比如功业，比如思想，对于女人来说也许只是生命的背景，不能充实她们全部的生命。电影《公爵夫人》中，公爵在新婚之夜脱下夫人的衣服时问了一句：女人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夫人回答：这是她们表达自己的方式，男人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女人只有通过她们的衣帽。这个回答在“公爵夫人”的时代也许是正确的，拿到现在，则至少不能算完全正确。我只承认，漂亮衣服是女人最直感的表达、最贴己的快乐，一如“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我宁愿自己的快乐在浅薄的层次上打住，因为快乐是不能深究的。王安忆说，物欲可以抵抗虚无主义。其实同样是在说快乐是拒绝被深究的。物欲就是浅薄的快乐，虚无主义就是深究的结果，用物欲来抵抗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快乐不能深究。
就在我摆弄衣服的过程中，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有点高，可以算是咋咋呼呼了，它既可以理解为小小不然的吵架，也可以理解为非常相熟的朋友光临家门时的大呼小叫。我倾向于后者，所以没有理会，继续手里的事情。今天，谁也别想破坏我的好心情。骤然，门外传来女人的哭声，是那种毫无顾忌的号啕大哭。我愣了一下，丢下衣服跑出房间，从家门的猫眼往外看。发现保安站在我家门口，我才打开了门。一开门，哭声的方向就很明确了，是我的东邻。再一看，东邻家的门开着，一个人躺在地上，两个女人跪在她身边，好像在劝慰和拉她起来。哭声就是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发出的，她的脸和上半身被跪在两边的女人挡住了，看不见，我是从哭声判断那是个女人，而且是个不年轻的女人。
我问保安：“怎么了？吵架了？”保安说，“不是，好像他家那个男的不行了。”男的？不行了？哪个男的？他家有两个男的，父亲和儿子，儿子在国外，前段时间我看见他回来了，现在不知走了没有。不行了又是什么意思？
这时，西邻家的女主人回来了，一出电梯就是满耳哭声，她顿时也满面惶然，问保安：“谁在哭？”保安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吧。”可我还没弄清是哪个男的呢。她更摸不着头脑了。地板上的女人拼命扭着身子，两脚在地板上跺得啪啪响，一面号哭着，一面口中有词如暴风骤雨：“我的个小乖乖呀，我的个心肝呀，我的个……”哭声惊人，场面更惊人。西邻女主人大惊失色不亚于我，我们俩面面相觑着。东邻家的女主人突然出现在开着的门间，温和地招呼我们，进来吧。她居然那么平静那么温和！停顿了一秒钟，看我们做不出反应，她就把门关上了。
她的出现使我明白是哪个男的了。我刚才迟迟不能确定，与地上的女人哭诉中的称谓有关，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中年男人还可以被母亲称为“小乖乖”和“心肝”什么的。现在我明白了，当一个儿子离去时，无论他多大多老，对于母亲来说，都是如婴儿一般小，都是她身上的肉没了，如降生时一样。——现在想起来，我眼潮鼻酸，但在当时，惊恐使我根本做不出任何反应。
西邻家的女主人在问保安是怎么回事，保安含糊作答，然后我们一起确定，是这家的男主人，那个大约有五十岁的，个子高大，老戴着墨镜，手有残疾的男人。然后我们又聚焦下一个问题：他怎么了？保安说，120来了，还在里面。我们又问：很严重吗？什么病？保安说不知道。我说，我看他就是手有点残疾，但身体还是蛮健康的呀。保安说，眼也不太好。西邻女主人说，哦，他戴墨镜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吗？
有个男人从我们中间穿过去，敲他家的门。等待开门时，我还犹豫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进去，安慰一下哭着的人？女主人刚才还邀请我们了，我们袖手旁观是不是不够意思？门打开接着关上了，我的犹豫也随之消失。地板上女人的哭声停顿了有半分钟，我想，也许是用了镇静剂吧？但接着又响起来了，还是边哭边诉，一口气不停，急骤用力，好像整条命都搭在这个哭里面了，听起来随时都有“短路”的危险。但已经听不清内容了。突然听见东邻女主人明显提高了声音质问：你是什么意思！我暗暗揣测，这是对婆母说的吗？是不是因为婆母在诉说中对儿媳捎带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一个穿白大褂的出来了，我们赶紧问，还在抢救吗？他说，已经不行了。边说边往电梯走去。我们又追着问，是那个五十岁手有残疾的人吗？他点头。我们再问什么病时，没等他回答，电梯门已合上了。留下我们三个人，面对“不行了”的真实含义。我一直没把“不行了”理解为这个意义，因为很多“不行了”还是可以抢救回来的，还因为，我从不认为人是会随随便便“不行了”的。面对男邻居已逝的事实，无边的茫然使我们意识不到散去了，仿佛我们三个人就应该在一起，承担这个事实。这时候我提出了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那个人的手是怎么受伤的？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是公伤，比如抢救国家财产，或者化学溶液泄露什么的。他们都给不出答案。
又一个男人从我们中间穿过去，敲他家的门。保安首先反应过来，我们散开了。
关上家门，我在门边呆立了几秒，大脑一片空白。定了定神，我首先想到应该安置孩子，孩子正在楼下写作业，不知听到了哭声没有。下去一看，他趴在作业本上，已经快睡着了。我把他叫起来，以格外的温柔对他说，要睡就到床上去睡吧。他迷迷糊糊往床上一倒，就睡过去了，我放心了。
上楼来看看表，差几分六点。丈夫正在监考，六点才结束。我本能地拨打了一个号码，无人接听。这时候想到的号码，就像飞机失事前想到的号码。然而无人接听。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和暗示，给人一种绝望的宿命感。监考有规定，不能打手机，但我已顾不得了，拨打了丈夫的手机，虚弱而急促地告诉他这件事情，叫他快回家。他说，我这边还没结束，完了马上回家。哭声还在继续，我关上房间的门，妄图把哭声和发生的事情关在门外，但无济于事。我立在床前，大脑一片空冥，那空冥苍白而坚硬，好像荒芜的大陆板块。
要做点什么。我下意识地拿起还没处理完的新衣服，试图继续刚才正在做的事情，以暗示自己一切正常。可是，那衣服拿在手里，已经不再是新衣服了！我甚至不敢在脑子里明确映出那衣服给我的感觉。衣服是给人穿的，由穿了这些衣服的身体，我会鬼使神差地联想到隔壁逝者的身体上去……于是，新衣服不再是新衣服了，它们刚刚带给我的明媚的生命感觉已经变色变味；新衣服的主人的身体也不再是身体了，我对于鲜活的身体完全失去了信任。什么都是灰的了：抓什么，什么立马成灰；看什么，什么立马变灰。我甚至感觉嘴巴里塞得满满的都是灰，吐不出的灰。有部电影叫《十分钟年华老去》，我现在是“十分钟世界成灰”。我的手和眼对什么都失去了原有的感觉：过手之处，皆觉嫌恶；四壁之内，满目变色。我不敢去联想儿子以及亲密者的身体，而事实上，我联想的触须已经不幸抵达那里了。在人体与遗体之间，我的意识无法完成自然的转换，无法转换也就意味着无法区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其实是跟你一样的人，只是缺了那一口气而已。可是，对我来说，两者绝对不一样的，相关的色彩和感觉，也是绝对不一样的。那不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客体；不再是他，而是它——为了表示尊重，我还是用“他”吧。
邻居是你的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他的存在是日常，是天经地义，与你的存在形成自然而然的互证。可是，有一天，你听见哭声，打开家门，迎面被告知，你的邻居死了。蓦然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你所爱的人是不是也会冷不丁死去。这种平地起雷的惊骇好像你脚下的地板突地沉陷了，你头顶的头皮突地被掀掉了。更不幸的是，你遽然看见了横陈地上的一个人体，虽然不是他，但当你得知确切的死讯时，那个姿势还是带有某种令人骇然的暗示性，牢牢地砸在你的脑子里。你的脑子里无法不反复闪回着几米之外，生命轰然倒下的震骇镜头。还有那些带着强力的涨满的哭声，凌厉逼人，直抵你的死穴。我的心就像一只无处躲藏的老鼠，无论如何逃窜寻觅，都在屋子里找不到一个容身的角落。哭声被恐惧所夸大，如山洪，如呼啸，在我脑子里轰鸣……我神经质地抱住自己的头，捂紧自己的耳朵，在心里莫名地祈求……
为了不让自己像折断的翅膀那样倒下，我扶着床，蹲了下来，用膝头紧紧地顶住胸口。我的胸口难受得生疼，那些哭声，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伸出的无数的手，在尖利地抓挠着我的胸壁，躺在地板上的女人一上一下的脚，则狠狠地跺着我的心。我的心脏好像要坠穿我的胸腔，直接掉落到魅影飘摇鬼哭狼嚎的炼狱中去。那些淹没在泥浆中的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的鬼魂的样子，以及哀哀的叫声和吁叹声，充塞着我的心。谁可以救救我？我也被泥浆淹没了，救命一般地想要抓住点什么，可是，除了床单，什么也抓不到。有人告诉过我，濒临崩溃的时候，要深呼吸。可是，我无法深呼吸，我只有一个欲望，就是把身体缩起来，缩到没有一丝缝隙，缩到什么也侵入不了我，包括哭声。我抱住膝盖，使身体紧紧地蜷成一团，来抑制身体的抖动。我知道，这也与我下午在商场的星巴克喝了一大杯红茶有关，我是经不起浓茶的强刺激的。
几乎在我的视线落到电话机上的同时，我的手已经抓起了它。为了遏制自己的崩溃，我必须说点什么，一直说，不能停下。打给谁？我想起了大哥，他是认识逝者的，他来帮我装修房子时，还跟逝者打过交道。打通了，幸好他在！我的声音急促而颤抖，以至于他听不清究竟是谁死了，反而把他吓了一跳。待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放心了，非常豁达地安抚着我。我不在意他说什么，我只是不能让那一刻空着，必须用说话声把它填满。
大哥说，“你实在害怕，就去买把刀来，放在床头镇着，害怕了就绕着床划拉几下。弄把剑挂在床头最好，剑辟邪。”我的恐惧本来是不具体的，大哥这一说，反而陡然赋予它一些具体的内容，使我把身子缩得更紧了。我说，“我不是怕鬼。”我突然发现，无法让大哥明白我怕什么。我的恐惧太抽象了，我想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连我自己一下都说不清楚。我不是怕鬼，也不是悲痛，而是难受。不是为死者及家属，也不是为自己或哪个人难受，而是为一团说不清的东西难受，也许就是为“死”难受。不是为死的结果，也不是为死的事实，而是为死的前前后后的复杂变异的过程难受，我认为那是最难面对的。我的难受又具体又抽象，一时难以尽述。也许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要写这篇文章。
房间外传来家门关闭的砰的一声。我知道丈夫回来了，便对大哥说，“好了，挂断电话吧。”
丈夫奔到房间里，问我：“怎么死的？这么突然！”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但我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丈夫叙述刚才的过程。叙述完了相对叹息。我说，“怎么办？”丈夫说，“什么怎么办？”反而又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怎么办”，也许是“邻居死了，我们怎么办”。这太抽象了，抽象得好像人类的某种处境。想了想，才使自己的问话落到实处，我说，“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安慰他们，或者帮他们做点事？”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丈夫也不知能做什么。我说，“要不你问问你们同事，这种事大家都是怎么办的？送花圈送钱还是去帮忙？”丈夫说，“他们恐怕也不知怎么办。”我们决定跟西邻家商量一下。
我打了电话给西邻家，女主人接的，然后他们夫妇就来到了我们家。虽然做邻居已经三年多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到我们家。其实我们三家平时几乎没什么联系，就是见面点个头。可是此时此刻，东邻家的变故突然使我们两家来到了同一只诺亚方舟上，成了同命运肩并肩的人。他们的到来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尤其女主人，给我同病相怜的安慰，使我有了心理依靠。我们俩都哆里哆嗦的，像小老鼠，或惊弓之鸟。我们首先探究第一个问题：怎么死的？因为太突然了，在此之前一点都没有听到他患病的消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排除自杀的可能，这还是男人们想到的。当然目前什么结论都得不出来，众多的揣测只能使心里的疑团更大。然后又转到第二个问题：作为邻居，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也拿不出什么行动计划，西邻同样没有经验，最后我们商定看看再说，也许他们会设灵堂发讣告什么的。我们说定，无论如何，两家要统一行动。其实我们也未必是要拿出什么行动方案来，我们就是要一起说说这事，寻求心理上的相互支持。我们还相互留了手机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