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冬天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远，当发觉这个冬天迈着蹒跚的脚步再次寻找我时，我刚从澳洲回来，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懒懒地躺在旅行社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窗外法桐枯黄的叶子，想起多年前那个冬天和二姐见面的情形，那些场景在我脑子里无数遍回放。心里顿时灰暗下去，我并非多愁善感，从小到大都不是，被老师同学戏称为“木头姐”。甚至当发现相恋多年准备谈婚论嫁的男友和我闺密搞上时，也只是哭了一夜，宣泄一通后，果断将他们踢出我的生活，从此绝口不提。但唯独对二姐我无法冷静，她的忧郁连同她皮肤下的青筋，总是能快速汇成一条忧伤之河，流向我内心的隐秘之处。
六年前的那个冬天，我见到了分别二十三年的二姐路明明。后来，我无数次回想起在上海淮海路街头和她分别的情形，那情形让我感觉她正走向一部电影的尾声。
那时她早已不叫路明明，她叫杨喜宝。路明明是她六岁以前在我家时的名字。我家里的任何人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叫她杨喜宝的，这个名字怎么听都不舒服。我们都认为路明明这名敞亮，具有明星气场。
我家姐妹三人的名字都是我妈起的。在给孩子取名上我妈充分运用了她的智慧，当然，上海1963届高中毕业生，水平能差吗？我妈叫路小明，我爸姓祝，我大姐就叫“祝路彤”，彤和通谐音，大姐名字的寓意是“祝你一路通达”。二姐叫“路明明”，寓意是“一路光明”。我的名字是“祝路宁”，寓意“祝你一路安宁”。大姐比二姐大三岁，二姐比我大两岁。姐妹三人中，大姐和我随爸爸的姓，二姐随了我妈的姓，并且她们母女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很小我就觉得二姐的名字和我们不一样，长大后才明白，或许是因为我们三姐妹中只有二姐长得最像妈，我和大姐都像爸爸，所以妈让二姐随她的姓，并在名字中赋予了二姐更多的光明。
我和二姐那次见面的地点是上海淮海路附近的一家西餐厅。那一带我去过几次，却从没想到二姐竟在那里工作过数年。或许，在某道街上，我们曾擦肩而过，却互不相识，只怪我们分别时那么年幼。
中午十一点二十分，我踩着一地的法桐落叶，到了约定的西餐厅。挑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来，以便于餐厅每进来一个人都在我的视线之内。几分钟后，进来一个穿墨绿色羊绒长外套的女子，她站在门口向里张望。尽管离得比较远，我还是看到了一张和我妈相似的面孔。我站起来向她招招手。她脱下外套，在我对面坐下来，一身合体的灰色职业套裙，是上海写字楼格子间里惯常的白领装束。皮肤细如白瓷，能隐约看见额头发际边上的青筋。这种白，也是上海女子特有的肤色。
为了打破初见僵局，掩饰自己的紧张，我笑着调侃道：“二姐的样子和我梦里梦到的一样，只是略微瘦了点，现在是冬季进补时间，让小妹帮你选餐吧。”
二姐微微笑了：“你随便看着点好了。嗯，爸妈、你们都还好吧？”
我心里暗想，她终于主动说到正题上了。“都还好。但我们更关心你的情况。妈不便直接去找你，只能偷偷打探你的情况，可条件有限知之甚少。她要我务必见到你。”
“其实怪我，我没主动和你们联络。我……”她皱了下眉头，停下来。
我接过话茬说：“作为一个母亲当年做出那种决定是非常痛苦的。”
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小口，似在掩饰什么：“这几年，年纪长些后觉得可以理解她了，可我远远没成为她希望的样子，以后也成不了。听说她生活得不错，所以不联系也就罢了。”
“她希望你成为什么？”
“小妹难道不知道吗？”
我心里暗吸了口凉气，因为这些我从没听妈亲口说过，看二姐的样子也不准备再说。我给她切了些牛排，说：“无论你见不见她，在她心里你永远都是最钟爱的女儿。”
我说的当然是真话，但我不确定，二姐是不是把它当真话听。
我这人说话喜欢直言不讳，好不容易才见上面，还遮遮掩掩，实在难受，何况虽然二姐六岁离家以至于我们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但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在心理上我从未觉得和她距离遥远。
“昨天我去过高阿姨家。”高阿姨是我妈的高中同学，当年把二姐送给杨家，就是她牵的线，当然她和杨家有亲戚关系。
二姐一愣，很快恢复了平静。
“我是说那个人。如果你真心喜欢他，可以提出结婚想法。”
我注意到二姐嘴角露出一丝轻微的冷笑，她说：“高家倒是没有不知道的事。是有个和我好的英国人，我们同居两年了。他说自己全家都是基督徒，离婚的概率很低，低到几乎没有。再说，他还得回国，他不可能在中国过下半辈子。”停顿了片刻，她又接着说，“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事了，不想去分辨什么真假，什么短暂长久。很多事即便你分得很清又能怎样？”
我惊讶于二姐说话也这么直接，或许她看出来我想问她这些，于是干脆几句说完，免得我再吞吞吐吐。
周遭的空气瞬间静默下来。
二姐中午一点上班，我看时间快到了，催促她赶紧吃些东西。
她问我回去怎么跟妈交代，稍一迟疑后又说：“就说我一切很好。”
我点点头：“嗯，我明白的。”然后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妈给准备好的银行卡，放到她面前，里面有五十万块钱。
她把银行卡推到我这边，说自己有套小公寓，暂时不缺钱。我再推过去，说是妈妈给她的，她又推过来。我只得作罢。心想，既然这次联系上了以后会有机会给她的。
我们交换了手机号，我还把家里的电话号码抄给她。临离开时，她淡然一笑说：“小妹，虽然你只比我小两岁，看上去却比我年轻许多。你的性格率意直爽，我喜欢。”
我们一起走出餐厅。在门口，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快速拥抱了二姐一下。她身上有好闻的香水味，而她显然对此没有心理准备，脸上露出僵硬的笑。然后我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出了几步后，我回头望去，一个墨绿色的身影在一地枯黄的落叶上快步移动，她的一头黑色卷发长到覆盖了腰部。她越走越快，越走越远，那情形给我的感觉是，她正在走向一部电影的尾声，而不是在上海的街上赶路。我心里突然涌上难言的惆怅，转过身来缓慢前行，不再看她。我这么做只是要给自己留下想象的空白：走着走着，她也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看我……
和二姐告别的下午我就带团赶赴杭州了。那时我是一家旅行社的导游，带着团满世界飞。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旅行社，组织更多人满世界飞是我的工作。
我留给二姐的手机号、家里座机号，她一次没打来过。我打给她的电话基本都是呼叫转移，我发给她的短信她偶尔回一次但大多时候不回。半年过后，她的那个手机号打过去已成空号。我到网上查询那家外贸公司的电话，带着忧虑不安的心，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办公室的一个女职员，据她说，杨喜宝两个月前就辞职了，去向不明。我还要问话，那边已挂上了。这样的回复，让我觉得半年前和二姐的相会恍如隔梦，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一年，二姐二十九岁，我二十七岁。在她离开家的二十三年中，只同我这一个家庭成员见过一面，一面之后她又逃离了我们的视线，这一回更彻底更决绝。她当时把银行卡推给我，应该就做好了不想和我们有半点牵绊的准备，我怎么就没意料到呢。
放下电话那一刻，我身上打起了寒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