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我，除了把窗帘紧闭，干脆把我的窗户封上了。我住在枣乡街的一排公寓楼里，地方是我自己选的，窗口刚好向着街身，和我父母的家仅隔一条马路，窗户正中的玻璃被我锯了一个圆形的洞，以便窥视到他们以及我想窥探的东西。屋子有点小，对于我一个人来说已经大得可怕。大概是六楼，我把我的两扇窗户外表涂抹得极其抢眼，几乎在枣乡街上火龙一样跳跃着，窗户上色彩斑斓，有时是鲜血般的大红色，有时是香奈尔的小黑裙，有时是蓝宝石，在过去与现实中不断变换着样子。其实，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用无数办法将那两扇窗户武装得更像窗户。因为我害怕会在不同情境下，固执地不分是非，或者没有能力分得清，在我的眼里，或许，不止我自己，今后的人会越来越多，门有时可能变成窗，窗有时就是门，而我在上海的一个密友，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就以出门的方式走出了她家的窗户，那个窗户被高悬在上海俊俏的小高层的十三楼上。
半年前，我离开了上海，带着一种有关光与黑暗之间纠缠不清的东西回到我的银城老家。在上海的时候，我租住在一个十五平米的老式弄堂里，远处一片片高耸入云的都市象征——高楼大厦，总是令我们这群人望不到完整的初阳。至今，我还记得，每天，阳光以线性的姿态伸进我们的房间一角，这已经足够让我对今后的生活充满向往。我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刻辞职了，那种在很多白领眼中夺目的巅峰并不是属于我的，是我父母那代人残缺的那一部分生命史，是我们家族兴旺的维系，是别人眼中的光辉，是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是与他的关系几乎崩断的日子，从此诀别了上海大都市的繁华，回到我的家乡银城。
我一直没有后悔这样做，也许是我无能为力，也无法弄清楚，我是被什么东西推进了一个灰暗的世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否也会有死亡。我那超出常人的优秀，从我出生发出第一声嘹亮的哭声就开始了，我母亲，不，应该说我的祖辈们，都为我感到无比骄傲，我家祖坟上终日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精神过剩的气息，我就需要用一生的生命开始为那种气息而活着。又或许，我每天早上为了看到完整的熊熊烈火般跳动的初阳，激动地推开窗子，可我再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潮水一样拥挤在银城枣乡大街上，他们穿着坚硬的藏蓝色工作服、水泥色工作服，还有的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冲向市中心或者城市边缘的工厂，又或者冲向一排排破旧不堪的公寓楼里，那条线与我在上海上班和生活的路径没什么区别，每天都这样，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让我再也没有退路了，我对小小的银城也产生了恐慌，上海和银城居然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