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三天的针，我从外地赶回来，看着孩子的可怜样，我大哭了两场，随即送孩子住进了儿童医院。
我在医院陪侍了两夜，脸颊就窝瘪下去，白天二姐去医院换我，我就没好脸嘴。
二姐看我暴躁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替自己的弟弟圆场：“他专门拿来了两千块钱，让我来回打的，每天都揪心地打电话来问梓梓的情况。”
我拉下脸说：“二姐，你编谎！事情都到这地步了，还往你弟弟脸上贴金，有什么意思？他现在都不接我的电话了，我打他办公室，他干脆把电话线拔掉，我知道，他现在还野心大大地想往上爬，他不想后院起火出事，可是他也太薄情了，梓梓是他的骨肉啊！哼，二姐，你瞧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会以牙还牙的！”
我抢过二姐手里的小灵通，按了王旭东的电话。这一次可能王旭东看号码是自己姐姐的小灵通，他接了，我在电话里大骂：“王旭东！你这个杂种！你这么不仁义，我不是好欺负的，你记住。你不是想再往上爬一截吗？我让你爬！我让你现在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你不会不记得吧？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那棵藤子！莫小看了一株细藤子，可以把一棵参天大树绞杀！”
我挂了电话，冲着呆站着的二姐，指着客厅一角当工艺饰品用的手腕粗的螺旋状枯藤说：“二姐，你们乡下有这种藤子吗？它可不是田间地角上那豌豆苗南瓜尖的卷须，随便找根小树枝小棍子温柔地缠绵一下，这棵枯藤可是把一棵大树都绕得死的！”
那截枯藤子是我下乡时花几十元钱从一个做根雕的匠人手里买来的，拿回家来，我把它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买了些仿真的植物枝叶插在那枯藤的缝隙中，客厅的一角于是有了一株“葱郁”的树。
我想，二姐听懂了我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