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多岁了，但具体三十几我就不想说了，反正“不惑”不到吧。尽管男人的年龄不应该是个秘密，但我毕竟还没结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不是我不渴望，确实是没缘分。我的中学是懵懵懂懂度过的，高考时候似乎才刚刚完成生理上的发育；到了大学里，也一度是懵懵懂懂的，当然也一度有贼心而没贼胆的；指望着到毕业时表露爱意，但到毕业时一切都浮出水面，我才发现那些曾经勾我心魂的靓丽人儿早就名花有主了。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那会儿，一个叫秋燕的姑娘（她那时也算得上是厂花级的美人呢）曾跟我好过一阵子，眼看着就要渐入佳境了，秋燕却莫名其妙地跟我分了手，而且始终也没有跟我说过她要分手的理由。一年后秋燕就结婚了，是嫁给老厂长的儿子。如果说，我人生三十多年里，跟任何女人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与女人的肌肤之爱，那是假话。不过，跟女人的事，毕竟不是我这三十多年来人生挫折的全部……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我被单位下岗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当时厂里刚刚换了领导人，说是要加大改革力度，减员增效云云，一时间全厂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我当时想，全厂一共才五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而且机关里学中文本科的就我一个，怎么下岗也不会下到我的头上吧。结果，机关里第一个下岗的就是我。我找到主任，问这是怎么回事，主任告诉我，这是一级聘一级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聘我，所以我就下岗了，就这么简单。当天我的劳动人事关系就转到了局里的再就业中心，每个月拿基本生活费120元。我没有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远在皖南小县城里的父母，那样做会让他们伤透心的。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大学生儿子将来的出息不可限量呢！那阵子我真的感到绝望了，觉得自己无依无靠。我开始给在天南地北的大学同学写信，把自己绝望的处境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帮助我。很快就有了回信和来电，都表示对我的同情和慰问，却没有谁承诺可以帮我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在南方工作的大学同学，外号叫老八的写信给我说，他那里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我当天就起身赶往南方，到了那里才知道，所谓适合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科技园区看守大院子兼门卫和收发，月薪六百块。老八对我说，有这份工作就不容易了，至少比在内地挣得多。老八说的是实情，我在内地拿的最高月薪加奖金也没有超过六百元。老八说，他来这里找到工作都三年多了，才刚刚升职为助理主管，月薪也刚刚才两千元。老八说得轻描淡写，可他哪里知道，两千元的收入，让我当时呼吸都有点紧张了。
我那是第一次到南方，有关南方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报道看的和听的都不少，因此到了南方，那些高楼大厦、珠光宝气、香车美人并不怎么吸引我；我整天都在想着要尽快换一个工作，挣更多的钱。白天我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完全像个尽职尽责的看门护院的狗，到了晚上，我把自己关在那间白天是门卫办公房、夜晚就是我的住所的门卫房里，无聊的时候就看那些从街头买回来的八卦杂志。我当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甚至也了解南方都市的无尽繁华和众多糜烂，然而，它们和我这样的穷光蛋有关系吗？
一天晚上，老八突然来访，看到我的窘境他很感慨，于是他说什么也要带我去开开眼。他领我去了一家夜总会，在那里包了两间KTV房，并且各自要一个小姐。进到灯光迷离的包房，老八对我说，待会儿小姐来了，你看中了就要，看不中就立马换人；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由我买单。说完他就去了他的包房。不一会儿，一个体态丰腴的小姐进来了，她像一阵风似地飘到我跟前，我还没看清长什么样儿，她便不由分说，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妹妹似的一头扎进我怀里，嗲声嗲气地说，哥哥我可想死你了……
那天晚上那个小姐主动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她要我天天想着她，天天来这里玩她。临走时候，老八过来，把她叫到一边，嘀咕了几句，然后往她手里塞了几张百元大钞，我看得真真切切。回去的路上，我问老八给那个姑娘多少钱。老八说，阿贵，别问那么多，想在这种地方玩潇洒，就得把钱当他妈纸一样花！
我不久就跳槽了。这是一家从事商贸的合资股份公司，招聘广告上说，它们的业务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扩展到了欧洲和北美，实力如何雄厚，云云。公司要招聘一名办公室主管。我是学中文的，而且我的文笔一向不错；我想去碰碰运气，结果还真招聘上了。老板是个广东人，年龄也就刚过不惑吧，但老成持重，说话有板有眼，上班第一天就跟我约法三章：看见的当没看见，听见的当没听见。我被弄得一头雾水，这是黑话还是鬼话？加之他的广东普通话很难让我听懂，我一时搞不懂他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办公室主管？但我当时一个劲地点头表示明白。最后他的告诫我总算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的公司里，他说了算，我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受命于他一个人的绝对领导。我迫切地需要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我像老八一样每月挣到两千块，干得好，还有红包。
那阵子我的生活算得上阳光灿烂。我时常陪着老板坐宝马赴酒宴，有吃有喝，不仅鱼翅，鲍鱼、龙虾、茅台、五粮液，就连人头马、XO也是经常品尝的；而酒宴散了，更精彩更舒心的节目也就来了，还要陪老板和客人去光顾夜总会或娱乐中心、洗浴桑拿中心。当然，到了这类地方漂亮的小姐是必不可少的……渐渐地，我明白了，只要我严格按照老板当初约定的要求去做，即“看见的当没看见”，“听见的当没听见”，就算基本胜任工作了。至于其他，如整理个报告材料、发个传真或会议通知什么的，都不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一次总经理办公会上，老板突然问我，最近请税务部门的人吃饭了吗？某某局长请过吗？当时几位副经理都把目光转向了我。我说，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请过吧。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上个星期老板还带着我请过税务部门的领导，不仅请吃请喝了，还请某某局长在夜总会里疯狂了一宿呢。这样回答后，我看见坐在主席位置上的老板，眼里掠过赞许的目光，接下来，老板就对几位副总强调如何逃税避税的重要性。这类情况以后又出现过几次，我都如是表现。以后我更明白了，只要是老板当着其他人，包括那些副总的面向我发问，我就应该黑白颠倒，是的便不是的，不是的便是的，发生过的就是没有发生的，而没有发生的就是发生的。还有一次，他让我在夜总会替他事先安排两个顶极漂亮的小姐，说是给一个重要客人准备的，后来那个客人进了包房后我就马上离开了。事后他问我，知道那个客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又问，想知道吗？我说，不想。这以后，老板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开始让我替他做些更重要的工作，譬如替他给某某部长或某某局长或某某处长送去沉甸甸的信封或什么卡之类的东西。我当然知道送去的是什么，但我从不打听和过问，也不会跟其他人说起。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近一年的办公室主管。尽管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唯唯诺诺，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毕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知道了许多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但正是从那时候起，我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了。因为了解老板的秘密越多，我就越发明白老板想要干什么和已经在干什么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老板其实只是表面上在经营这家所谓从事商贸的合资股份公司，背地里却秘密地在干着洗钱的勾当；将人民币通过银行和黑市兑换为美元，然后再转移到海外他的账户上去。
春节时公司放假，我回到老家皖南小县城过年，家里人看到我挣了不少钱，给父母和亲戚们买了不少吃的穿的用的，都以为我在南方发了大财，算是有了出息。一时间街坊邻居都十分看重我；儿时和中学时代的伙伴见了面都纷纷询问我在南方究竟是否挣钱很容易；父母以为到了替我找个老家的对象的时候了，一连几天家里都有姑娘上门来。我总是尽量低调地把她们搪塞过去，因为我知道我迟早会从那个公司走人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春节过后我一回去，公司已被查封了，据说在公司查封之前，老板就无影无踪了，后来听说是跑到国外去了。
我在南方又待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在几家私人企业里打过临时工，挣的都是糊口的钱。挨到夏天时，我又回到当初工作的城市，开始重新领取我的下岗基本生活费120元/月。再见到我过去单位里的那些同事，他们完全用另一副眼光看我了；我的窘迫状态似乎一下子就把我穷困潦倒的处境暴露无遗。我希望厂里酌情考虑一下我目前的困境，看看能否让我重新上岗。我去找了现任领导，现任领导——就是当年那个大刀阔斧闹改革，把我弄下岗的人。他告诉我，现在的厂已经不是国有的了，是合资企业了，而且是外方控股（他特别强调了“外方控股”四个字，听起来相当于“他是你爹”的分量），所有员工身份都置换了，老板对谁不高兴随时可以炒谁的鱿鱼！他说得挺伤感，摊开手表示十分无奈。
还说，不怕你笑话，我现在也是打工的，别看是个经理，老外要是对我不高兴了，立马也可以叫我走人呢！他哭丧着脸对我说。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我原先的宿舍区早已夷为平地，正在建设一个开发区。我原先留在宿舍里的衣被家具什么的也不知道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找到过去的同事，他们说我的东西都让捡破烂的搬走了。他们在公司附近的郊区租房住，几个人合租一间，我就借宿在他们那里。我发现这些人现在都变了，变得懒散和懈怠；他们在如今的股份公司里工作，并没有一点想上进的意思。下了班就打牌和搓麻通宵达旦，说话也变得出口成脏；谁赢了钱谁就要请客撮一顿或去歌舞厅里狂欢一场。他们的行为举止让我感到很陌生，要知道，这些人当初跟我一样从大专院校里分配来时，也是风华正茂，英姿勃发，一派前程远大的势头呢！可也就几年光景，居然也如我一般，百无聊赖，几近于行尸走肉了。
我不能老是在他们中间蹭吃蹭喝，我要赶紧给自己找出路。白天他们上班后我就出门找活去。这段时间里，我在一家房产公司里做了两个月售楼员。楼售完了我也就没事了。接着在广告公司里又做过一段文案工作，也是临时的。说白了，就是挣口饭吃。与此同时，我又故伎重演，向各地的同学写信求援。这回北京的许定明终于回信了。
许定明是我们班里最牛的，大学时代他就几乎没把像我这样来自小县城里的同学放在眼里。他能回信给我，那一定有戏，果然，他让我上北京了。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许定明现在已经是国家机关一个很有实权的处长了。他开着一辆黑色本田在车站接我。我上车后，他就径直开到一家酒店里，为我接风洗尘，看我混得如此寒碜，他感到很是意外。在听完我的经历后，他啧啧有声，仿佛很难想像我居然有如此不幸的遭遇。
为什么不早跟我联系呢？许定明像个大佬似地拖长了音调说。这不是明摆着信不过我嘛！
其实我当初下岗时就曾给他写过信，但他从没有给我回过信。
北京这么大，就容不下你吗？许定明说话的口气就像领导在作报告。再说了，不就是弄个工作，找个吃饭的地方吗？这事儿有那么难吗？我怎么着也得给你落实了！
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之间关系很一般。许定明因为有高干家庭的背景，又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加之能说会道，一般同学根本就进不了他玩的小圈子，或者说，在大学里许定明玩的小圈子，跟吾辈平民阶层玩的圈子，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也是出于万般无奈才写信向他求援的，不曾想这回他心里还真有我这个同学，这能不让我感动么？
我把酒杯斟满，站起来，对许定明说，老同学，我先谢了！
许定明赶紧直摆手，说别介别介，等事情搞定了再谢也不迟嘛！
可我还是一口干了。其实那会儿，我既感动又心酸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两天后，我就被聘到一家行业性的杂志社工作了。开始是广告版的校对，后来社里决定让我上版面当编辑了。这同样是许定明的功劳。这家杂志的老总原先跟许定明在一个部门里共事，他们是哥们。很快，我的收入也提高了，月薪两千多，这样我就从临时住地——西城区一家地下招待所里搬出来，住到杂志社承租的集体宿舍了。
那可能是我一生当中生活最平静也是最安详的阶段。
在这之前的生活及人生经历似乎都像烟云一样，飘忽不定，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现在我仿佛熬到尽头了。杂志社里大多是年轻人，日子一久，都熟了，关系都比较融洽，他们没有把我当作临时招聘人员加以歧视或鄙夷。相反，还比较照顾我，特别是在消费方面，譬如，大家经常轮流坐庄请客，但轮到我时，他们就说阿贵不算，他是编外，其实是不让我花钱而让我白吃白喝……
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早春的北京，除了阳光，空气和风都还是冬天的。我骑着单车从和平里集体宿舍这边往亚运村进发。在蒋宅口拐弯处，杂志社记者李兵碰见我，他招呼我停下。
哥们，早饭吃了？李兵是个热心人，笑容很灿烂，一说话京腔京韵的，喷出阵阵热气来。
我说，还没呢。他顺势把手搭上我的肩，说走，去吃兰州拉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