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台有九个报务员，相当于一个班的人员，却是排的编制。台长是排级干部。
电台的兵大都是钟连长挑来的。每年开春，当新兵连集训即将结束时，参谋长总是让通讯连钟连长先来挑选，电台是全团的通讯指挥中枢，马虎不得，脑瓜反应慢的人压根干不了报务员。钟连长选得十分仔细，近乎挑剔，可谓百里挑一。
钟连长在担任副连长之前，曾经干过电台台长。指导员私下曾和司务长等人嘀咕，说电台简直成了老钟的“后院”，是“嫡系”。
不知什么缘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年多吧），电台没有台长。
代理台长叫高庚元，六八年入的伍，电台数他军龄最长，故大伙儿都叫他“老高”。老高是山东烟台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电台几乎清一色的城市兵，就他一人来自农村。老高身材魁伟，浓眉，星目，只是嘴唇稍有些厚。相貌算不上很俊，但决不算丑。老高有老婆了。当兵前三天匆匆娶的亲，听说当时姑娘才十七岁。老高本不想结婚，但拗不过父亲。他是长子，父亲盼着能早点抱上孙子。
电台不设台长，总归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当然，老高的待遇和台长大体相同。一，一个人可以管八个人。二，与通讯排长、有线排长一替一个礼拜，轮流值星。三，上了机通勤用语也是“TZ”。“TZ”是台长二字汉语拼音的缩写，意思是台长或头儿。
当然，待遇不可能完全一样。首先，他每月津贴十二元，而台长的薪水是五十四元。其次，他吃饭不用交钱，而台长必须交伙食费。再则，团里偶尔在小礼堂召开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装只有两个兜兜的老高是捞不上参加的。
报务员上了机都有编号。比如刘冬是“3号”。王小宁是“4号”，我是“6号”。代理台长老高理所当然是“1号”。
“不，不单单是这层意思，还有别的原因。”食堂里，调皮的刘冬用筷子指了指老高的背影，对着总机班的老乡挤眉弄眼。
“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到底是啥原因？”这位骚叽叽的兵明知故问。
刘冬煞有介事地用手比划了一下：“因为他那杆老枪忒厉害，谁也比不上！”
于是，众人笑得喷饭。
窗外，正在水池旁洗碗的老高听到大伙的笑声，便知道刘冬又在编排他，宽厚地笑了笑，摇摇头，一走了之。
老高的业务水平非常高，就连当年的业务尖子、钟连长也不及他。
七三年冬天，野营拉练的路上，军区在长城脚下组织了代号为“007”的军事演习。根据事先的规定，电话线已被对方飞机炸断，我方的指挥联络只能用无线电进行。凌晨时分，“蓝军”的总攻即将打响，由于“白军”施放了空中干扰，耳机里乱哄哄的一片杂音什么也听不清，当班的刘冬怎么搜索也找不到师主台的信号。钟连长有些沉不住气了，上前踢了刘冬一脚“一边呆着去”，遂亲自上了机，但摆弄了十来分钟仍未奏效。站在一旁等待师部指示的参谋长终于按捺不住，摘下军帽破口大骂：“奶奶个熊！简直一群废物！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小钟平日你是怎么带兵的？今个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若是误了战机唯你是问！”
大伙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
这时，持续发了两天高烧的老高颤颤巍巍走了过来，有气无力地叫了声“连长，还是我来吧。”他脱下大衣，递给身旁的王小宁，又拍了拍正在低头抹泪的刘冬的肩膀：“别哭了，帮我打手电。”老高从钟连长手中接过耳机，戴上，忽然一阵头晕目眩，他闭上眼睛，喘了口气，使劲晃了晃脑袋，然后小心翼翼蹲下，左手慢慢地拨着微调，右手不时按几下键钮，神情肃穆专注。大伙儿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鸦雀无声。不一会儿，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小声说了句“通了”，拿起铅笔，只听得“沙、沙、沙”一阵细微的声响，他齐齐整整抄下了一份由师部发出的特急电报，硬是一个数码也没拉下。——作为“蓝军”一梯队，我团的正面主攻提前半小时实施。
钟连长如释重负，长长吁了口气。
参谋长抬腕看了看表：“妈的，好玄啊，现在离发起总攻还不到五分钟！”
五分钟后，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冉冉升起，划破了塞北漆黑、寂静的夜空。蓦然间，协同作战的师炮阵地上大炮齐鸣，无数发炮弹雨点般地泄往“白军”的阵地，炮声震耳欲聋！
王小宁是干部子弟。他哥哥大宁也是一名军人，六六年抗美援越去了越南，不久牺牲在海防。他母亲因此精神失常。小宁打心眼里厌恶战争，从未打算当兵，但又不想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只好走“曲线救国”之路，通过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关系走进了军营。
平日，小宁不怎么爱说话。机房，训练室，宿舍，食堂，四点成一线，好似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王小宁的技术本来挺不错，在台里仅次于老高。七五年秋天，不知怎么搞得他突然一夜之间坏了手。所谓“坏手”，是我们通迅兵的行话，就是指报务员的指法出了毛病。那年上半年我也曾坏了手，无缘无故的“6”这个数码不会发了。“6”用键钮按出的声音是“哒嘀嘀嘀”，我却中间脱节发成了“哒、嘀嘀嘀”听起来有些像“0”和“5”，这样上了机对方根本就无法抄收。钟连长亲自帮我纠正也没能纠正过来，后来我只好改行去了总机班，为此我十分难过，捂着被子恸哭了一场。这回王小宁是在“4”字上出了问题，也是前后脱节，将“嘀嘀嘀哒”发成“嘀嘀嘀、哒”听起来像“5”和“0”，与我的毛病正好相反。凡是在电台干过的人都晓得“坏手”之事时有发生，一旦坏了手纠正起来非常困难，结果十有八九会被淘汰。一个技术娴熟的报务员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坏手”？真是很奇怪，原因一直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曾困扰我好长一段时间。现在看来大概是属于心理障碍。
发报是报务员的首项基本功，如同歌唱演员的嗓子，如果出了问题就没法再吃这行饭了。小宁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一时急得吃不香睡不着，人也瘦了好几斤。谁知越是心里着急就越坏事，不久产生了连锁反应，他连“7”和“3”也发不好了。老高也很着急，手把手帮他纠正，一连开了好几个晚上的小灶，还是无济于事。
纸里包不住火，钟连长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小宁的毛病看来是纠正不了了，干脆调到信号班去算了。”
老高摇摇头，说：“小宁本来性格内向，自尊心忒强。如果轻易将他从电台调出，对他的打击挺大，恐怕他一时难以承受。”
“这我也明白。”钟连长说，“可电台向来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目前的状况又不能上机工作，继续留着也不是办法。”
老高略一沉吟：“连长，是不是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小宁基础挺好，我想只要对症下药，纠正过来不是没有希望。”
钟连长笑道：“那你就试试看。不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希望非常渺茫。”
第一个星期，老高没让小宁进训练室，更不许他碰键钮。每天上午让他去炊事班帮厨，下午到屋后给果树松土浇水。并再三嘱咐他思想一定要放松，不顺心，不高兴的事一概丢在脑后。
第二个星期，老高才让小宁进训练室。但只允许他参加抄报训练，仍然不准他去碰键钮。
到了第三个星期，小宁方参加发报训练。老高让他放慢速度，每分钟只许发50码（通常平日训练每分钟90码左右），并且和自己发同一份电稿。当着众人的面，老高拽断了小宁发报键上的电源，同时将自己的耳机和小宁的耳机串在一起。这样，小宁听到的只能是老高发出的声音。大伙有些迷惑不解。小宁更是一头雾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怎么纠正？”
老高的声音异常严肃：“你只有彻底忘掉自己过去的声音，纠正才有可能。我警告你，眼下你绝不可以偷听自己的声音，否则等待你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改行！”
之后，老高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每天让小宁提高10码。到了周末，小宁发报的速度已经恢复到原先的每分钟100码。
星期天，老高向钟连长请了半天假。带着小宁去了趟襄汾县城，逛了百货大楼，还去人民浴池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有关工作、训练之事只字未提。
星期一上午，训练科目仍是发报。老高和小宁依然发同一份电稿。发着发着，老高的手指停止了跳动。小宁聚精会神地按着键盘，一时并未察觉。他发完第一页将稿纸折翻过去准备发第二页时无意间瞥了老高一眼，才发现老高双手托着下巴，正面带微笑地看着自己。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耳机里那均匀流畅、悦耳动听的“嘀嘀哒哒”声是自己发出的！
老高朝他指了指，示意他继续往下发。小宁点点头。长达三页的电稿终于发完了。“哗哗哗”大伙都为小宁高兴，一起拍起了巴掌。
老高靠在椅背上，端起茶缸喝了口水。“今天早晨我提前起了床，悄悄进了训练室，接通了你发报机上的电源……不久前，我在通讯股查阅了一本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军的一位台长，就是用这种方法帮他属下纠正的。后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这位报务员连续守机值班四十八小时，准确无误地收发了二百多份电报，保证了战区司令部与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空中联络的畅通。”
“老高……”小宁欲言又止，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众所周知，老高和钟连长关系挺不错。支委会上钟连长曾几次提出应该发展老高入党。支委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指导员斟酌着说，高庚元同志要求入党的心情很迫切，可谓精神可嘉；只是虽知道一个劲地写申请书，却从来不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
指导员是连党支部书记，“党代表”。难免有些职业病，总以为他自己就是党组织，组织就是他。
司务长也说，客观地讲高庚元同志各方面工作还可以，但是作风不够扎实，电台的内务卫生老是搞不好，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司务长和指导员是老乡，平素关系甚密。指导员说天阴得厉害，他就说马上要下雨啦。指导员说梨花开得挺好看，他接着搭腔说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不过，司务长的话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电台的守机值班，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以及团结友爱，都不错，就是内务卫生全连最差。怎么拾掇被子也叠不成有棱有角的大砖头块。床单总是皱巴巴的，常忘了往四个拐上摁图钉。床底下，臭鞋，脏袜子，还有“跑马”的裤头，老是乱扔一气，不捱到星期天没人洗。其实，这也怨不得老高。电台大都是干部子弟、城市兵，加上工作有些特殊，故作风历来稀稀拉拉。
见司务长与指导员一唱一和，钟连长有些恼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认为看一个同志应该看他的主流，求全责备不是科学的态度。”
指导员笑笑，说：“既然意见有分歧，是不是放一放，再考验一段时间。”
钟连长不愿意放一放，硬让支委们举手表决。结果是三比四，钟连长的意见未获通过。尽管副连长和副指导员站在连长这一边，但是通讯排长、有线排长和司务长就是不买账。他当连长的大会小会老是表扬老高，这几位心里当然酸溜溜的不大好受。出头的椽子先烂，看来这话一点不假。
党内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钟连长气得牙根痒痒，一时半会儿又无计可施。因为人不了党，老高就提不了干。因为提不了干，老高只好继续当他的代理台长。
星移斗转，光阴流逝。老高兢兢业业，一如既往。
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紧接着又是批宋江。指导员操劳过度，不小心就累病了，胃溃疡，住进了师部205医院。钟连长塞给老高一张火车票和二十块钱，让他买些水果点心麦乳精，去瞧指导员。老高不愿意，说这样拉拉扯扯的不好吧？再说电台的工作又忙。钟连长说，你别犯傻，当兵都快八年啦，组织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言之有理，老高只好去了。但把二十块钱退给了钟连长。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一来，指导员便有些过意不去了。
没几天，老高的老婆来部队探亲，她脸色黄黄的，个子又瘦又小，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刘冬啃着“大嫂”带来的烟台苹果，小声对老高说：“老高，大嫂就这么点个儿，当初哪里经得住你那么一下子？你也他妈的太残忍了！”大伙笑得直不起腰。
啃罢又脆又甜的苹果，再吃又香又酥的炒花生。然后，大伙帮着卷起老高的铺盖，推推搡搡，闹着，逗着，将他拥入“洞房”。电台机房的后面，有一排专门用来接待来队家属的宿舍。
一夜缱绻，自然无限恩爱。
第二天上午，老高的老婆就忙着给大伙拆洗被子。洗得非常认真。洗完了，晾上，九床被里在晾衣绳上迎风招展。到了下午，又收下来，一一给缝上。电台的兵都很开心，夸她“真是个贤惠的好大嫂。”
傍晚，老高的老婆帮丈夫洗头，两只小手慢慢地搓揉，不轻不重；老高挺着个脖子，眯起眼睛，有滋有味地消受。肥皂沫子满头都是。
星期天，老高去了一趟后勤卫生队，抓了好些中草药。回“家”后，用小火慢慢地煎好了，滤在碗里，再轻轻地吹去热气，端到妻子手中。
老高的老婆有病，贫血，好些年了。所以，老高前后探了四次家，她也没生育。
司务长从福建探家归队，未婚妻也跟了来。姑娘大大方方的，不怯生，常往隔壁串门，和老高两口子有说有笑的。人长得很俊俏，脸色有红似白，眼睛透亮，浅浅的酒窝里盛满了笑。身材也极好，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名字也好听，叫桃花。一时大伙挺羡慕，遂生出些许嫉妒。刘冬说“好端端的一朵鲜花，咋就偏偏插在了牛粪上？老天做事也他妈的太不公道！”
见桃花对老高挺热情，串门的王小宁突发奇想：这桃花跟咱们老高倒是挺般配的。转念又觉得这样胡思乱想有些荒唐，太对不起大嫂。
司务长一有空，就往桃花的屋里钻。关了门，还拉上窗帘，弄得神秘兮兮就跟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似的。又好像在炫耀，故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过了十来天，指导员出院了。
支委会再次讨论发展对象。钟连长又提老高的名。此番，指导员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司务长等人也没反对。
刘冬提议电台每人凑份子，悄悄地置一桌酒席，给头儿庆贺一下。入了党，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当上正式台长。若当上了台长，就不用回家种地了。大伙由衷地为老高感到高兴。
星期六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别的班排都睡了，电台机房里却忙碌开了。择菜的择菜，掌勺的掌勺，东拼西凑搞了八个菜，有炒有烧，还有冷盘，挺丰盛的。
刘冬悄悄地把钟连长从床上拽了来。大伙儿说说笑笑，一直吃到午夜一点。喝了四瓶汾酒，尽兴而散。出了门，老高有些醉醺醺的，走到西边拐弯处，他掏出家伙对着墙根哗哗啦啦撒了一大泡尿，然后使劲地抖了抖，又摇摇晃晃独自一人朝后面的那排家属宿舍走去。
这下可出事了——老高走错了屋子，桃花的门是虚掩着的。今天下半夜，轮到司务长查哨。
此后的细节就说不大清楚了。
有人说，老高上床倒头就睡，鼾声如雷，桃花被吵醒了，吓得叫喊起来，惊动了隔壁老高的老婆。有人说，老高进门后没开灯，乘着酒兴，脱了衣服便使劲动作起来，事毕，才发现点错了鸳鸯谱。有人说，那桃花一来到部队就看中了老高，两人眉来眼去的。所以有意移花接木，将错就错。还有人说，两人正在酣畅淋漓之际，司务长进了屋，见动静不大对头，遂拉亮了灯……第二天一早，我看到老高的老婆和司务长在哭。老高的老婆不停地抽搐着身子，无声地啜泣。司务长的眼里带着血丝，若不是钟连长和指导员一旁看得紧，没准他会找老高拼命。
桃花的房门紧闭，谁也不让进。
训练室里，老高双手抱着脑袋，任凭别人怎么盘问，就是一字不吐。
刘冬等人挺后悔，不应该硬灌头儿那么多酒，老高的酒量本来就不大。只有小宁觉得此事绝非偶然，但他没对任何人说。
钟连长心中怅然若失。他明白，神差鬼使闹了这么一出，老高的前程算彻底完了。指导员有些纳闷，老高挺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寻花问柳？
当天晚上，桃花不辞而别。
过罢春节，老高和其他十几个老兵一道，被宣布退役。临走那天，钟连长和电台一干人要去火车站送行，他说啥也不让。
后来，听说司务长和桃花掰了。
再后来，听说老高的老婆死了。她的贫血不是一般的贫血，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也就是白血病。很难治愈。
老高走后一个月，王小宁当了电台台长。
七八年年底，部队换防了，从山西移到广西边疆。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经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我们通讯连涌现出不少英雄。王小宁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与我同龄，牺牲时才二十五岁，尚未成家。
九二年盛夏，我去威海出差，不想在刘公岛遇见了老高。老高正带着夫人、儿子度假，一家人打扮得青山绿水。老高红光满面，手里还拿着“大哥大”，看光景一家三口过得挺幸福。我总觉得他老婆蛮面熟的，似曾相识，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阔别多年的老战友意外重逢，我俩都非常高兴。老高告诉我，他回到了家乡后种了一年多的地，七七年恢复高考他考进省邮电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烟台市电信局工作。八八年辞职下了海，不久和一家韩商合资办了个寻呼台，业务开展得不错。如今他已是公司的总经理。
他还将夫人向我作了介绍。原来，她就是桃花。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我感慨万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你到底还是当上了台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