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秋天和小雨，这可能是我的悲剧人格。每当我冲动地拿起笔来，总祈望自己的故事是在清凄的秋天里，在潇潇的雨界中有条不紊地款款展开……
我的母校已不复存在了，连身后那幢曾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水房也龟裂了，坍塌了。在那些山墙下的垃圾与瓦砾堆中，蹿出的紫棒花和野草正叙说着不尽的孤寂。秋风中那一排粗大的杨树，正不断地往下飘落着桔红色的叶子。羁旅行役，半世蹉跎，这一生我已经走完了大半了呵……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生下来则如此，唉，这就是命。
从记事开始，我眼前的世界就像虚无的天国一样：一半是传说，一半凭自己去揣摩，去想象。
高度的近视，让我一生也没有接触过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只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半。对亲人、同学和同事，我永远看不清他们实在的面孔和真实的灵魂。对世界的看法，我总有一种模糊的距离感。如此雾里看花，让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于是我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不仅如此，高度的近视，还让我在伙伴和家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引起了他们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我是在这种开心的笑声里艰难地读过小学、中学，后来进入中等专业学校的。
我生活在东北的一个中型城市里，是一大家子人中的一个。但他们在我的眼前总是像幽灵一样晃来晃去。这些人合伙开了一个轧面条的小型作坊。他们喜欢在工余时间喝酒，抬杠，骂人和打群架。作坊里经常被打得满地满面案都是干碎的挂面。由于作坊里的人多，院子里的厕所，总是被污得不成样子，从没人去收拾它。少年时最让我为难的莫过于上便所了。
不久，这一大家子人终于相分家了。我清楚地记得，分家的时候奶奶死了，分家的事也因此得以解决。
我和成了鳏夫的爷爷生活在一起。我父母早年同时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他们在我的眼里同样是模模糊糊的。
爷爷一无所有，我们相依为命，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但愚蠢的爷爷仍然希望我读书。他固执地认为，只有读书，有了知识，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老头儿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他对我勉强笑了笑，说了句，“别怕，孩子。”然后就死了。
当爷爷这张模模糊糊的脸换成了一座黑色的土坟时，我便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我一生都不喜欢吃挂面，可不善炊事的我只能吃这种简易的吃食。吃挂面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一大家子人：不顾一切斗殴，摔家什和歇斯底里的叫骂声。分了家之后，他们彼此再也没有来往。平静得让人心慌。有时候我是想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去。
我读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中等专业学校，实际上，那只是一所职业学校。到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要边学习边到社会上打工，给刚刚成立的穷学校挣钱。听说，在美国和日本，这种学校叫职业训练班。上这种学校的学生，要比技术学校的学生低一等。学技术和有技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受人尊敬的（这也是这座东北城市的传统）。
我们这些学生的学习水准都很差劲儿，一问三不知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如果市政府不组建这所学校，让这些少年散放到社会上——毫无疑问，我们当中得有很多人会成为少年犯。市政府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才成立了这所非驴非马的学校，把这些天性难驯的顽劣学生圈在这儿读书，让他们学习将来到社会上生存的手艺，成为自食其力的、无害的人。总之，这家学校不是培养国家的栋梁和大用之材的地方。
学校里教什么行业的班级都有：厨师（刀功、面案、烹饪、摆台），汽车修理和驾驶，公共电汽车售票员，园艺工（花匠），开城市洒水车，美容美发，电影放映员，澡堂子服务员，商店售货员，服装裁剪，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和文秘，差不多就是一个综合性社会服务业预备班。
因为视力不好，我只能去学汽车保养专业（汽车底盘的三级保养，给汽车底盘的若干个黄油嘴打黄油，给松动的螺丝拧紧，以及底盘清洗，等等）。这是一个很脏的工种，没有人愿意学它。上课的时候，班级的学生只有寥寥几个，而且个个心不在焉。
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少年时代我也曾有过自己的理想。爷爷领我去医院看医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梦想穿一件白大褂，治好孩子们的近视眼。这事儿对我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我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在少年时，我就知道“灰心”是一种什么滋味儿。
这所职业学校里的学生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让学校的老师、家长、派出所的警察和街道的居民组长担心和犯愁。抽烟，喝酒，打架，小偷小摸，相互告密，早恋，给女老师或者男老师写情书，是这所学校学生们每天必交的“课外作业”。
学校的老师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员，他们是从社会上临时招来的各行各业上的手艺人，个个都很粗俗，文化低，随地吐痰，抽烟，骂人，热衷于对学生大讲鬼头鬼脑的社会经验，经常喝得醉醺醺地到课堂上讲课。
但职业学校里的学习生活是和谐的，愉快的。
除了专业技能课之外，学校也开一些诸如语文、政治、历史之类的文化课，但这些课都是象征性的，只要学生们会写请假条，会写检讨书就行了。
所有的学生都住校。
学生宿舍的条件很差，窗玻璃又不断地被打碎，秋天里，四处漏风，只好糊上报纸，风一吹，呼答答地响起没完没了，尤其在深夜，感觉像睡在押运战俘的列车上。这些没玻璃的窗户只有等到大雪纷飞、北风呼号的日子才能重新镶上。
学生的寝室都是二层铺。坏学生为了省事，便站在二层铺上往下尿尿。宿舍里一年四季总是臊气熏天。不少学生的身上都长了那种很痒的湿疹。学生的行李件件都脏兮兮的。校方在宿舍管理方面一直显得力不从心。宿舍管理员的外号叫“李叹气”。是啊，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除了叹气还能干什么呢？
上级规定，学校不准开除学生：要么，送少年犯管教所，要么，圈在这里念书。
在学生当中，我还算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一个——我指的是那些课外书。我搞不清楚我为什么那样如醉如痴地迷恋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是不是书中的那种同样的心境引起了我的共鸣呢？只是，这些书经常被同一寝室的同学撕去上厕所。我的书大都是残缺的，惨不忍睹的，我的精神世界也总是处在不完整的状态之中。
学校里的坏学生经常偷偷地溜出去下小馆儿，带着风骚的女同学，去那里寻欢作乐。至少有三四个女同学因为早孕而被迫停学。或者是把孩子打掉，或者在家长的辱骂声中把孩子生下来。
学校里比较老实的学生，经常要受到那些坏同学的袭击和欺负，他们像胆怯的羊羔一样，为了讨好那些品德不端的学生，经常要送一些饭票、香烟之类给这些坏学生，以免遭攻击。我自己也曾这么做过。可我没觉得难为情。因为我觉得人家比我强。我的视力不好。
学校里，跟我要好的一共有三个同学，老K、舒曼和一个绰号“大丫”的女同学。
在老K只有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彼此的作风问题，分道扬镳了。说实话，少年郎是羡慕那些父母不全的同学的。这就使得老K有了一定的资本。
老K从小生活在姥爷姥姥家，他的家庭状态与我有些相似。他的舅舅和姨们相互仇视，几乎不来往，这使得老K从小就有一股冷酷劲儿。老K曾在小学就策化过一起连警察也难以置信的抢劫案。他是那一带小有名气的人。
老K长得挺帅，像个中俄的混血儿（或者他真的就是个混血儿也未可知），细高的个子，有一点水蛇腰，喜欢穿一条极肥的裤子。老K在学校里学园艺专业。他常常为自己选学的这门手艺疯笑个不已。他选择学园艺专业完全是出于恶作剧。
老K在我们四个好朋友中年龄最大。他是我们的头儿。而且，老K这家伙天生就有一种统治欲。所以我们几个都让着他。
舒曼是个孤儿，被一个不得志又整天酗酒的小提琴手收为养子。舒曼从小就站在潮湿的半地下室里，为酒气冲天的小提琴手一张一张地翻谱架上的乐谱。
据舒曼介绍，那个面容憔悴的小提琴手患有一种难言的男性疾病，他不配再有家庭，只有和舒曼相依为命。小提琴手对舒曼非常之好，将舒曼看成自己生命中唯一可以信赖的伙伴儿。
舒曼说，他养父是一个喜欢回忆的艺术家，他对那些有女主人的家庭充满了向往。只是他很不走运，经常受到同行们的奚落和排挤。本来他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小提琴手，甚至成为乐团的第一把小提琴师，可当他的男性疾病被同行们窥视到之后，他的威信和艺术天赋从此一落千丈。于是，他开始酗酒，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人越来越颓废，深更半夜经常像个寡妇似的哭泣。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舒曼说，养父临死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放松紧紧抓住他的那只枯手。
舒曼是学面案的。他认为这种专业可以一辈子饿不着。舒曼和那个一蹶不振的艺术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经常挨饿。于是，舒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吃”这个专业。就舒曼的艺术才能而言，他完全可以报考一家艺术院校，他的小提琴拉得也不错。但他没那么做。
大丫学的是美容美发专业。学校里很多的女同学都学的是这种专业。大丫很胖，是个早熟的女孩子，胸部像中年妇女那样满不在乎地挺着。大丫曾有过不幸的经历，读中学的时候，她本来是一名学习与品德都很不错的少女。后来，发生了意外，从此她自甘暴弃了。这一点，稍后我再讲。
我们四个同学为什么能凑到一起呢？可能是这几个少年的家庭都有着相同的不幸故事吧。
校方安排学生们到社会上勤工俭学的时候，考虑到学校的声誉，将其中操行水准差的学生留下来，在学校烧大茶炉，打扫卫生。
我、老K、舒曼和大丫，被校方安排烧大茶炉（我是因为视力差）。还有一个绰号叫“小秃子”的女同学，她被留校搞卫生（后面我将提到她一笔，这里先点一下名）。
小秃子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小女孩儿，她的头发稀而少，瞅人的眼神儿总是甜甜的，一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我只知道她的养母是一个有名的风流娘们儿，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小秃子可能是因为行为轻浮被校方留了下来。她负责搞教研室的卫生。
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不过，正是上了这所学校，后来他们才没成为上山下乡的对象。所以，这些学生是幸运的。
这所综合服务性职业学校，是一座灰色的三层楼。在城市的郊区。楼前有一个很大的操场。隔着学校的栅栏，是一块偌大的菜地。菜地里种植着白菜和秋葱。经常看见菜园的主人——那个老菜农，披着一件黑色的棉袄，站在地头上，眯着眼睛欣赏他的菜园。
校园的东部角上有一个很大的厕所，下课的时候，去那里方便的男女同学络绎不绝。
学校的北面，是由众多的楼组成的城市，即便是在视力好的同学的视野里，它也是影影绰绰的。
南面是一座弓形的小山。秋阳之下，山林的叶子都红透了。它在少年人的眼里是那样的了不起。我们四个同学站在水房前，山上一层一层的天然锦绣，颇有动感地展示着。触景生情，作为留守人员，我们是有一种自卑感的。
山的下面有一片坟地。那是我们四个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城市中的许多人死后都葬在这里。艳阳天里，坟碑、坟丘及书法遗照，个个亡韵十足。你会觉得这些人还都活着，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罢了。
我们四个常聚在那儿聊天儿，晒太阳。大家觉得生命之于我们，是漫长的，太漫长了，好像一切都停滞不动了……
大茶炉的哨子嘹亮地叫起来了。
老K把教研室的暖水瓶们逐个灌满水，照例由大丫、舒曼和我，朝着每个灌满了开水的暖水瓶吐一口唾沫，再用小木棍搅一搅，盖上瓶塞儿。一人两只，提着去那幢灰色的小楼，分送到各个教研室去。
在教研室门口，轻轻地敲敲门。
里面问：谁？
老师，送开水。
然后推开门，恭恭敬敬地把暖水瓶放在桌上，退了出来。
出来后，再恭恭敬敬地敲第二个教研室的门。
我们将学校对我们的惩罚，变成反惩罚。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四个人都不喜欢到学生食堂去吃饭。他们给的量太少，而且质量极差，不放油。我们就从附近的农村买几块大豆腐回来自己做。老K常常让我和舒曼去买豆腐，他和大丫留在水房那里。我和舒曼总是觉得他们之间有点什么事儿。但人在少年，一切都懒得过深地去想。
我们四个之间，我跟舒曼的感情深一点，有些事我们认识很一致。舒曼也喜欢读课外书，只是他更偏好于那些音乐书而已。他还试着作曲。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挺了不起的。
买回豆腐，均由舒曼来做。他是学烹饪的，又有多年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活儿非他莫属，他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舒曼从茶炉里拔出一些彤红的火炭，周围搭几块旧砖，把洗脸盆放上，再放上大丫从食堂里偷来的豆油及佐料，兑上汤，切好豆腐放在汤里，加上盐及辣椒末，在洗脸盆子里炖就成了。
舒曼说，他的这些生活技能是跟小提琴师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锻炼出来的。
大豆腐在洗脸盆里炖得像胖娃娃似的，香极了。我们都觉得生活特别美妙。
大丫每次吃大豆腐之前，一准儿要躲在水房的墙角那儿很响地撒一泼尿。这时候，老K总要阴下脸说，这个骚货非把那个墙基冲塌了不可！
每次老K吃炖豆腐都很自私，他盛到碗里的豆腐总是最多的。他有点霸道。如果别人稍微多吃了一点儿，他就会很尖苛地骂起来。吃豆腐的时候，我们都让他先盛。这样，他就高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