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人，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遥远的大兴安岭占有显著的位置。常常地，脑海里会禁不住浮现出那里广阔的森林、清澈的河水和一张张熟悉的脸庞；更有汹涌的火海呑没树木发出的慑人心魄的“呼隆、呼隆”的巨响，被林火和浓烟驱赶得呆呆地站在公路上不再躲避车辆的飞禽走兽，焦土上一具具被森林大火烧焦但仍保持着逃命姿势的像雕塑一般的尸体……
最初是在小学课本里读到“大兴安岭”，觉得这四个字好“伟岸”，好有气魄，也好神奇，想象着那个远在祖国最北端的地方一定很神秘、很壮美……没想到18岁那年，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瞬间拉近了我和它的距离——我从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的查哈阳农场务农。听当地人说，“咱这嘎达”是大兴安岭的“山脚下”，农场的母亲河——诺敏河就发源于大兴安岭。只是东北大地实在广袤和辽阔，说“山脚下”，但真要进入大兴安岭，起码有千余公里曲曲折折的路程。知青终日劳作于一方田地，活动范围有限而狭小，连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都难得去一回，何况相隔那么远的兴安岭呢。
我终于如愿踏上奔赴大兴安岭的列车，已是十多年之后了。那是1987年的5月6日——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那时我的身份已不是“知青”，而是有着8年“记龄”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记者。尽管一直惦记着去大兴安岭采访，但迟迟没有成行，主要是交通和通讯不便。虽说林区通火车，但里程有限，离开铁路线往下面走就要靠汽车，可路况不好，坐车时间长不说，碰到雨雪天车就很难上路了；这里靠着黑龙江，陆路不通可走水路，但客源少，船好几天才开一班，遇到风大浪急，或者跑冰排等，把你搁在一个闭塞的小地方十天半个月是没准的事；更糟糕的是电话远没普及，稍微“小”一些的地方就没有通讯设施了，如果一段时间单位联系不到你，失去音讯，那还不急死人。难怪分社不少老记者都没有去过大兴安岭。但我还是执意出发，一方面为了报道那里的新闻，另一方面那里是我心仪已久的一方天地，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
下午4时06分，373次列车从哈尔滨准时发车，向着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驶去。就着夕阳的余晖，我翻看着笔记本里记载的一些大兴安岭的资料和计划采访的人和事。大兴安岭面积有8.46万平方公里，我换算了一下，约有一百多个新加坡加起来那么大，是个很辽阔的区域；它也是我国最北、面积最大的林区，有五亿多立方米的林木蓄积，占全国林木蓄积总量的8%左右；无论从木材生产上讲，还是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大兴安岭都是我国一块异常珍贵的绿宝石。但那里高寒，冬季最冷的时候气温可达到摄氏零下五六十度，因而人迹罕至，一直处于原始状态。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组织力量对大兴安岭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现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基本格局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我想象着在那片土地上肯定有值得报道的新闻。再说那里还有我国最北的县——漠河县，有紧靠黑龙江边的“北极村”之称的漠河村，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是从杭州下乡的女知青，这些都很有特点，是我想采访的……
然而，怎么想得到呢——几乎和我乘坐的列车启动的同一时刻，地处漠河县境内的大兴安岭西林吉林业局的古莲林场发生了森林火灾。在林区，森林火灾的发生并不罕见，由于人的活动不慎或由于雷击等自然因素引发森林火灾，在世界各地的林区都时有发生。大兴安岭平均每年发生大大小小的林火就有四十多起。正因为这样，林区的人们对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古莲林场火情一起，林场干部立即组织人员扑救，驻地部队也紧急驰援，漠河县县长高保兴迅速赶赴现场指挥，一千二百多人奋战到7号凌晨一点半，大约八平方公里的火场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可是，谁又想得到呢，7号下午近五点钟，突然起风了，且风力很快达到8级，火场的余火一下子蔓延开来，在狂风的助威下，犹如脱缰的野马——火势失控了！尽管又紧急组织了六百多人上去，但已无能为力——由工人违规使用割灌机致使漏油跑火和进山人员抽烟引燃的火点为“源头”，最终酿成了一场持续燃烧了整整一个月的震惊全国和引起世界关注的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达101万公顷，漠河县城和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局址所在被毁，193人丧生，226人受伤，五万六千多人受灾，六十一万多平方米房屋化为灰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森林火灾——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列车在我的憧憬中向北行驶。19个小时之后的7号早晨六点来钟到达加格达奇。这里曾是鄂伦春人的集聚点，“加格达奇”就是鄂伦春语，意思是“有樟子松的地方”。当年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设在这里，之后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也建在了这里。但“首府”离林区还有很远的路程，它实际上是大兴安岭林区的“入口处”，着火的古莲林场离这里就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下车的时候天刚亮，来接我的地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这是个宁静的小城。他们没有说古莲林场着火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时古莲林场的火在受控之中，人们按照经验认为和以往的一些林火一样，这场火已被控制住了。因此，首府“风平浪静”，一切如常。7号一天，我按计划在加格达奇了解情况中度过。
8号早餐后出门，感到气氛不对劲——街上有些行人神情紧张，在悄悄议论：听说出大事了，漠河县城被烧了，图强林业局和阿木尔林业局被烧了！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立即“调整计划”赶到大兴安岭林管局的防火指挥部。只见这里人员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气氛十分紧张。现场指挥是林管局副局长、大兴安岭行署副专员张凤鸣，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宵的电话。他找了一间相对安静一些的屋子，匆匆向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华社记者介绍了情况，他最后的一些话，把我的心都吊起来了！
“7号下午四点左右，与西林吉林业局（在漠河县城内）通电话，说火势能控制住。可到五点二十分左右，突然发来电报，说危险了！以后，三五分钟一个电报，内容一个比一个紧急：火过县城边上的大林河了、过铁路了、包围县城了、进街了、无线电台房子周围也起火了……联系突地中断了，任凭我们这里怎么呼喊，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们就像瘫了一样，嘈杂的防火指挥部霎时出现了可怕的宁静……”
“八点来钟，又传来图强林业局被烧的消息，这使我们异常震惊，没想到这股火会顺着公路往东南发展，这么快就烧到了15公里外的图强林业局。我马上指示要保护图强东南的阿木尔林业局。可是仅过了半个多小时，阿木尔被烧……至此，与这三个林业局的联系全部中断！”
最后，个子魁伟的张凤鸣沉重地说：“信息不通，桥涵被毁，东西送不进去，里面的人又出不来，吃的、穿的、用的，以及药品都供不上，伤亡肯定会十分严重！”
严峻的事态，使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我马上找了张桌子，把张凤鸣讲的情况写成两篇内参，一篇是大兴安岭发生严重火灾；另一篇是灾区急需救援。然后通过加急长途电话一句句念，让分社的同事记下来后急传北京总社。
但灾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提出到现场采访。其实地委、行署和林管局的领导谁不心急如焚，谁不想尽快到灾区去弄清情况。可汽车、火车，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由于桥梁、涵洞和火车路基遭到破坏，都半途而退。林管局的领导还告诉我，今天早晨五点多钟，天还没亮透，林管局局长邱兴亚等不及了，乘坐林业小型飞机往灾区“闯”，结果到了塔河县上空由于烟雾太浓，能见度太低，盘旋时差点撞上山，没办法只好飞回来。
就在这时，听说有一架从哈尔滨飞来的直升飞机马上要到加格达奇，加油后即飞灾区。我马上截了辆车赶到林用小型机场。直升飞机已经降落，正在加油，十几个人在飞机旁等候。我一眼看到省委副书记周文华，他也看到了我，感到很奇怪：“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正在这里采访，听说着火了。”周文华把我介绍给他身边的林业部副部长徐有芳，并说昨晚接到大兴安岭报告，黑龙江省和林业部就紧急组成了工作组。他向我打听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我答复后，提出上飞机到现场采访。周文华很支持，可机长有些犹豫，说已满员，还加了油。周文华说，他是新华社记者，让他上。我已不可能回住处取行李，只带了一支笔、一个本和一台相机，就匆匆登上了飞机。
下午4点27分飞机起飞。机上的人都凑近机舱的窗户往下望，边看边议论，我则边看边听边记，采访本上留下了这样的内容：飞机向漠河方向飞行。一段时间后，就看到浓浓的、成片成团的烟雾。飞机好几次在烟雾中穿行。往下看，有好几条燃烧的火带，明晃晃的，顺着山势绵延弯曲，犹如火龙在无情地吞噬着树木和草丛。周文华是林业大省黑龙江的“老人”，熟知森林的脾性；听介绍徐有芳是学林业的，又长期在林业部门工作，对森林火灾应该也不陌生。但我看到他们观察到下面凶猛的火势后，都表现出惊讶的神情，连连说：没想到火烧的面积这么大、火势这么猛！
6点15分，飞机在首先起火的古莲林场居民点降落。人们默默地围了过来，个个神情凝重，连小孩都呆呆地站着，望着我们。周文华询问他们的情况，他们说，还好，人没伤亡，就是房子烧了，没吃的，没盖的，没睡觉的地方。
飞机再次起飞，6点35分降落在漠河县城一所学校的操场上。
飞机上看到的森林里浓烟滚滚的情景还没在眼前消失，漠河县城一片废墟的凄惨景象又映入眼帘，目之所及，除了少量楼房和建在开阔地带的几幢建筑外，民宅基本上都被烧毁，空气中弥漫着焦烟味，到处都在冒烟，木堆、煤堆还在冒火，天黑了，风吹着火苗呼呼直窜……
幸存的驻地解放军某部九团的办公楼，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地点。县委领导来了。县委书记王招英个子瘦小，脸色黄黄的，短发干燥而有些蓬乱，浅咖啡色的外衣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烧焦的树木划在上面的一条条黑色的痕迹。她喉咙嘶哑得已经发不出多少声音了，只得“使劲”地向上级领导介绍情况——没想到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计划中的采访对象王招英的。
她叙述起火、扑火、控制住火势到突起大风、火势蔓延、火烧县城的经过后说：“那火是立体的，离老远热浪就烤得人受不了。更出乎意料的是，火随着风向进了县城，城外的公路、河流和150米宽的防火带起不到一点抵挡作用。县城共3339户居民的住房基本都毁了，一万四千多人无家可归，还有一千三百多外来人员也受了灾，初步统计死亡26人，伤一百三十多人。经过努力，县委和政府办公楼、银行、学校、医院等11栋砖瓦结构的建筑保住了，现在都用来安置灾民。目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扑打山火，另一路安置灾民，组织救灾。眼下的主要困难，吃是大问题，急需3000斤熟食；住，需要5000顶帐篷；穿，也要援助，早晚还很冷，零下好几度，大家衣着单薄，除了身上穿的，其余都烧了；还有就是医疗，药品不够，加上停电，好多事情做不了，消毒达不到标准；最后是路不通，铁路不通，通讯不通，亟待恢复。”
周文华和徐有芳听后，强调现在第一位是千方百计保人，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马上组织力量恢复交通，采取包括空投在内的多种措施，把食品、衣被、帐篷等运进来；火还在烧，而且很猛，要尽快向上反映，请求调动部队帮助扑救；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班子要坚强，领导要有力，党员干部要站到前面，把群众组织好……
然而，此刻的漠河犹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尽管外界知道这里遭灾了，但情况到底怎么样不清楚。眼下最紧迫的是要尽快把这里的灾情传出去，以便各方援助。周文华和县里的同志商量，用无线电台试试看能否和加格达奇联系上。已近晚上九点了，到处漆黑一片，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摸索着来到县防火指挥部的一间屋子，点了七八根蜡烛，一个小伙子摇动一台手摇发电机，为一部无线电台供电。周文华手握一个小小的话筒，尝试着向加格达奇喊话，一遍又一遍，对方应答的声音时断时续，微弱而又模糊，他只得大声呼喊，折腾了好一阵子，汇总了灾区情况和急需援助的7条意见，总算传了出去。我则借助烛光，把六七个小时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向中央反映的内参，然后请求驻地部队设法发到北京。他们动用了军用电路，拐了好几个弯和通过几次“接力”，传到了总参谋部，然后再传到新华总社。
忙完这些，已是半夜十二点半了。摸黑住进躲过一劫的县招待所。风不小，呼呼的风声直刮进来，不时有火光蹿起，一闪一闪地映亮窗户……
睡不实。9号天刚亮，就起来上街，看看灾后的县城是什么样子。人很少，出奇地沉寂——感觉是那种遭受了大劫难之后的特有的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