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24日，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我的父亲是一位病退军人，在我八岁那年去世了，撇下母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姐弟四人艰难度日。初中毕业后，我因家庭困难缀学回家务农。十八岁时，由政府照顾安排到镇政府工作。后来我还做过乡办企业的厂长。直到我准备竞聘乡团委书记的那年，我突然觉得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些变化。
确切地说，是缘于1993年的一件偶然的事情，那年我二十七岁。弟弟高志祥带了一帮朋友来家里赌牌喝酒。席间，一位叫吴卫林的朋友借着酒劲，神秘地对我弟弟说：“最近来了一批‘大新安’，你要不要？”我弟弟问：“你能弄到？”吴卫林嘿嘿一笑说：“有个哥们儿叫李春生，他有路子。”
我当时在场听得莫名其妙，就问：“什么叫‘大新安’？”吴卫林说：“就是假钞，这玩意儿很赚钱。”这让我吓了一跳，那时市公安局刚抓了一批假钞贩子，电视里还在播放，你这不是把我弟弟往大牢里送吗？等到他们走后我便极力劝弟弟不要参与这事，也不要跟这些人玩。可弟弟不但不听，反而高声叫少管闲事。
“长兄为父”，我觉得不能眼看着小弟一步步滑向深渊。
为了阻止小弟被搅进假钞的漩涡，我决定整一整这帮人。
过了几天，我趁弟弟去北京二姐家之机，便悄悄去吴卫林那儿，与之谈假钞的事情。可吴卫林对我心存疑惑，直让我等到第六天，才给写了张让我去找人的纸条。那天夜里，当我按地址找到卖豆腐的李春生时，他很警觉地问：“是谁让你找我的？”
“是吴卫林让我来找你的。”
“找我干什么？”
“让我来向你学习做假钞技术呀！”
“开什么玩笑，想坐牢是不是？走远点！”说着，他将我一把推出门外。那一夜，我是在村外的草垛里度过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当我不死心又来到李春生家门口时，看到吴卫林笑嘻嘻地从屋内出来。“狗杂种，看老子怎样收拾你。”当时我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
李春生的脸色那天好像放晴了许多，他当着吴卫林的面拿出一张五十的和一张一百的假币对我说：“我这里的货都出手了，你现在学也没什么意思，等有货再来吧。”
后来，我一连去了四次，李春生都说没货。到了第五次去时，他才对我说：“我带你去找个人吧，他或许有。”这样，李春生又带着我来到了滨江县石榴镇的吴正文家里。可在吴正文家里等了几天，又只等到了一张让我去山东平邑县找王文同的纸条。
1993年10月，我孤身一人来到山东，按着那个地址，在平邑县一个小山窝里，找到了王文同。
此人身高约一米七五，浓眉大眼，络腮胡子，一脸的凶相。“你是谁？干啥来的？”一见我上门，便瓮声瓮气地问。“是我表哥吴正文让我来找你的。”
“找我啥事？”
“做以前做过的事，弄点钱花花。”
“以前不是出事了吗，怎么还做？”吴正文曾因贩假钞被抓过。
“我局子里有人，不会有事的。”我开始编起瞎话来。
“那好，我帮你联系一下再说吧。”老奸巨猾的王文同几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
此后两个月内，我一连去了六次，每次都被王文同轻而易举地打发回去。我当时隐隐感到王文同还不是最后的“老根”，他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同时坚定了我追查下去的决心。我知道这件事会有很大风险，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能说清自己的身份，我行动前先将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写成信寄给了国家公安部。
1994年春，我第七次来到山东。
“你真的想干？”“王文同这才仔细地打量起眼前和他同样人高马大的我。”“不想干，我一次次大老远跑来干吗？”我反问。“好，你先在我这儿住几天，我帮你联系。”
当天我就在这个小山坳里提心吊胆地住了下来。晚上，为防止睡着出事，便拼命地喝水，这样才好一次次起床上厕所，不至于睡得太死。一连两天就这样吃了睡，无事也无险，但这没有熬过第三天晚上。
那天夜里，月影婆娑，望着窗外的暗影，我心中有一种预感，要出事了。
夜里两点钟左右，我正在想着心事。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我本能地从床上一跃而起。但还没等穿好衣服，门已被撞开了，几个身着制服的人，猛地扑了上来，一瞬间，将我捆得严严实实。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不会吧，他们怎么都不说话，还用布将我的嘴堵起来，这不像公安做的事。我盘算着眼前的一切，慢慢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约十五分钟的样子，我被带到了一间大仓库。当我看到王文同被捆在水泥地上，就故意反抗。一个穿制服的家伙，上前拿掉了我嘴里的脏布说：“你这次来，。准备和王文同做多大假钞生意呀？”
“没有的事，我这次来是走亲戚的，他是我的远房表哥。”
“你不要撒谎，你知道他是制贩假钞的吗？他够得上杀头了，你说出来与你无关，如不说，连你一齐带走。”
“带走就带走，反正我表哥是好人，他不会干违法的事的。”我当时装出很坚决的样子。
到了夜里四点多钟，王被他们带走了，我一个人被关在仓库里。
这天上午，我被带到一家茶馆，刚进门，就听里间王文同亲切地叫了一声：“高小弟啊，让你受惊了！”进入里间，我看到晚上那班人都在那里。“小老弟，我对你的义气很是佩服。所以，我对你说真话，现在搞假钞弄不了多少钱，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们那里是开放地区，好多人都想要，肯定能赚大钱。”我问：“是什么？”“大烟土。”说着，他拿出一黄一黑两个包。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假钞的事还没完，却又冒出毒品来。但为了从长计议，我只好口头上先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王文同终于带着我来到张福成的家里。在张福成家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我看到了一整套印制假钞的印版和模具。
“怎样？拿一万块钱来，给你一套模具，教会你技术，回家想印多少印多少。”张福成说着拿了五十、一百面值的假钞各一张给我做样品。
从张福成家出来，我对王文同说：“我没那么多钱。”王文同开导说：“我跟你一块去，也到你家玩玩。”我明白，王文同这是有点不放心，想探探我的底细。
十天后，我第八次来到了山东。“还是没卖出去。”我一见面就对王文同说。王文同很不高兴。“能不能把模子给我先干着，等赚了钱，加倍还你们。”我试探着问。可张福成死活不同意。
我没有办法，但在那两天里得知，新一批假钞即将在半月后开印。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这样想着，便生出了主意。于是转车来到滕州，怀揣着两张假钞、一盒大烟土和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到了北京，我径直来到公安部，五局八处的处长接见了我。“你寄来的信，我们收到了，只是你深入犯罪团伙内部，我们也不好和你联系。看到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你的信我们已经转到山东省公安厅，你就不要再去了。你拿到了第一手的证据，贡献不小，真是太谢谢你了。”
半月后，山东警方一举端掉了这个印制假钞的老巢，总共抓了三十多人。我心里的那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端掉假钞老窝后，我觉得自己很“英雄”、很光荣，并深深地被破案过程所吸引，不知不觉中开始注意身边发生的一些案情。从此，开始了我的“农民侦探”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