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湘和儿子子轩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有一年多没见面了。父子俩拒不见面，对老周而言，是因为他一直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一个子儿都不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儿子之间还不具备对话的基础。而对子轩而言，他也许是想用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事实给父亲一个“响亮的耳光”。
子轩十八岁生日那天，老周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只养你到十八岁，从明天起，你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吧。”
老周不但要儿子自立门户，而且一个子儿也不给，且说到做到。这不但让子轩恐慌，也让他心里充满了夹杂着怨恨的委屈。
其实，他们父子间的恩恩怨怨要从子轩十三岁那年谈起。
儿子十三岁那年，老周让他退学，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子轩十三岁时，老周作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从学校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周建湘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从兰州到海南，他先后在高校做了二十多年教师。老周说自己是具有“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上小学时，他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竞赛，小学毕业时，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省重点中学。
子轩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他上的那所重点中学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去的学习尖子。拿老周的话说“一个个都是学习机器”，而且都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子轩似乎与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快就成为班上的“捣乱分子”，成绩也起伏不定。刚上初中的男孩子，正处在朦朦胧胧的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开始发生突变，他的捣乱也许是为了吸引老师和同学的眼球，也许就是荷尔蒙冲动。可是老师却不愿这样想，很快就将子轩打入了另册。老师之所以这样做，也有他的难处，更何况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高考。为了这个终极目标，他们常常简单武断地将学生分成好学生和坏学生，优等生和差等生。老周至今都不明白，一个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怎么一下就变成坏学生、差等生了，这是儿子自己的错，还是学校的错？反正老周认为不是家长的错。
老周和妻子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训斥”，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面前，听满脸怒气的老师历数子轩的种种不是和“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的指责。回来后，子轩的臀部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经常在学校走动，老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老周认为，如今的学校仍然完好地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生产特性，仍在有计划、有模式、高速度地批量生产着人造新品种。学校教育实际上是“好孩子”教育，教出来的孩子从小就长得像真理似的，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优点。
老周说他每次到子轩学校去，总会产生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会想到AA鸡。AA鸡是美国人用遗传优育技术培育的一个生物品种，从出壳到上市不足两个月，料肉比接近2:1。AA鸡的特点是：笼养，只吃精饲料；早熟，无性别特征；群居，安定团结无动乱倾向。此物种成长的唯一目的是增磅增磅再增磅，达到料肉比的最佳值时接受人类的宰杀。
回顾儿子退学后所遭遇的一切，老周说：“我可能会检点、反省自己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的得失，但永远不会为孩子当不上AA鸡而后悔。”这是后话。
上初一不久，儿子曾跟老周讲过一件事。政治课老师给全班同学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十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子轩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私吞。”
结果，子轩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子轩说的是真话，有许多人说的是违心的话，但是这些孩子已经知道，真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平时也许比谁都坏，可是在老师面前却要做出比谁都好的样子。这是一种可悲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
老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虽然老周为儿子在现实中接受教育失望，为他的前途忧心忡忡，但是他却一直下不了将孩子领出学校的决心。一次，他从学校听完老师训话回来后，将儿子喊到面前严肃地对他说：“我们来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儿子作了检讨和保证，也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滋事了，上自习课时站在课桌上起哄，让教师逮了个正着。
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老师打来电话，口气生硬，冷冰冰的，让老周马上到学校去。
虽然心里直搓火，可一路上老周一直提醒自己镇静再镇静。
他说：“到了学校，我一眼就看到子轩低着头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罚站（他已被罚过N次了），见我朝教室走来，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们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走到跟前，我发现子轩神情木然，正下意识地抠着指甲。他的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样子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对方才背着手扭着头，眉宇紧皱地对我说：‘你说怎么办吧？’”
“交谈了几句后感到话不投机，有那种破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老师一直沉默着，在等待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的检讨，在等待我求情许诺的保证。可是我没有说，我想问她的是：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的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的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可我还是忍住了没问。”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七十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在这所省重点中学，计划外的招生名额一个卖到了三万元，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老师的意思分明就是写在脸上：你爱上就上，不想上走人。”
“沉默了一会儿，我终于说出了一直想说却忍着没说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这是一位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周建湘说他领着儿子走出校门时，心里甚至有一种奇妙的快感：不就是为了混那一纸文凭吗？老子不玩你们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谈起当年的“退学事件”，老周说：“子轩是我手牵着手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但是退学并不是一时冲动，退学的结果我早就考虑过了，子轩即使不调皮捣蛋，正常地接受教育，其发展后果我也并不看好。最后不就是为了考大学吗？大学我读了七年，又教了那么多年，如果真以为上了大学就能成为人才，那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