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素梅嫁到南乡柴墟去的时候，她觉得有一颗什么种子不知从何而入、深埋在了她的心里，把一个她无可推卸、别人也无法承当的责任安排给了她，这个责任是她的一项使命，总有一天，她自然会去加以完成。她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上花轿，就在那静静等待的时刻，她从冥冥中得到了庄严的启示，使她把未来的一生都弄清了。当时，她深吸着房间里从小习惯的古老气味，好像有意要把这气味永远地记住。当她最终走出房间时，她记得她崇敬而又哀伤地看了她父亲一眼，把她父亲的头颅的伟大轮廓和那受到命运打击但依然高昂的侧影深深铭记。她在女人们的手的温柔而颤抖的搀扶下跨出家门、踏进小巷。她的双脚依恋地踏在巷子里的砖地上，砖头是侧立着铺的，早已被过往行人的鞋底磨得光滑，也早已有不少的破裂，但好像也就永久固定为那样的形状了，她在那略微铺成弧形的巷中砖地上长大。祖母告诉她，巷中砖地是她的曾祖父中举的那年由她家出钱铺的。她记住了她家的这个荣耀，从这荣耀以及她家在这条巷子里受到的尊敬，她确认了她的高贵，不但在这条巷子里，而且走出这条巷子时也一样。
她是从城里嫁到乡下去的，是身份的下降和她的委屈。她体会到，这首先不是她的痛苦，而是父亲的痛苦，还有祖母的痛苦。家道的败落肯定并非从她父亲开始，回顾起来，她的家里除了三间大屋，别的也就没有什么了。三间大屋的前面是空荡荡的天井，天井前面的三间小屋是大房里的——大伯父与二伯父一样早已去世，所谓的大房，人口也就是大伯父的儿子、儿媳和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在她家的西边，是一个久已荒芜的小花园，让人去想象她家昔日的好光景。
即使这三间大屋，也不全属于她的父亲。她从小同父亲一起所居住的只是西房间，祖母住在东房间，而祖母住的这间屋，将来是要留给二房里的，二伯父虽然去世，却有一个儿子，那时正在棺材店里当学徒。当中的堂屋，自然也就有一半属于二房。所以，她的父亲给她这个独生女儿的全部遗产，也就是这一间半大屋。
她的家可以说穷到了一无所有，但她家有着巷子里最阔气的门头、最高的屋脊、最好的墙面，虽然一切都已显得有点苍老，气势却并无改变。她记得，她家的北面是一个开店做生意的，那人家即使有钱，在房屋翻建时也没有敢把屋脊高过她家，而那墙面，用的是半新半旧的杂砖，怎么也比不上她家。
她家的南边，本来居住在那里的孔家把祖上传下来的六间房屋拆卖了，人去地空，留下一片废墟。她家的对门是李家，那是小门小户，一个天井，两边一共四小间屋子。李家的北面是又一个李家，也是小门小户。别的且不论，就凭她家的房屋，也就足够让她从小知道自己的尊贵。可是，她不但记得她从小并未过什么了不起的尊贵生活，她更记得她出嫁时她的家已经穷到一无所有，这一切的根源似乎在她的父亲，但她不忍心用这样的眼光看她的父亲，她觉得事实上的根源是神秘得多的，那就是家道。她家的运数已经到头了。她的曾祖父中举，并且为巷子里铺设砖地，也许是她家兴旺发达的起点，她的祖父生下三个儿子并且弄起了宅西的小花园，可算是她家兴旺发达的高峰，祖父的去世、大伯父二伯父的去世，她的父亲只生了她这一个女儿，以及宅西小花园的荒芜，还有整个家族在各方面再无什么进展，则明明白白标志着家道的衰落，并且显然无可挽救。最近的数十年下来，她家的运道仍在走着下坡，就像一湾水流已经越行越细，到了尽头一样。如果以传宗接代看，她家已经绝种，她父亲这一房是不必说了，没有儿子，本来有儿子的大房和二房，到了第三代上，却又一个男孩也没有生下，这情况让她想去是多么寒心啊，她为此流过无数泪水。在南乡柴墟的乡下，她关心着大房二房生下什么样的第三代出来，她的期望是一再地落空了，虽说她的职业是教师，她原是可以想得开的。
她记得她的祖母的忧伤的目光。她的出嫁南乡，是她祖母的决定。为了她的父亲获释所需要的两千大洋，是她未来的婆家所出，而她未来的婆家，乃是她祖父的一个朋友，她的祖母是认得的。当她的祖母拜托人去开口求告时，祖父的这位依然健在的朋友提出了两家做亲的要求，那两千大洋就算作赠送了。虽说两家做亲能找到情谊上的根据而把亲事说成美谈，但她家的委屈和她本人的委屈却也心照不宣。祖母搂着她，老泪纵横，素梅呀我是咬着疼指头没有办法呀，你父亲坐这个冤枉牢在牢里吐过几回血了，那乡下人看得起的是我们家的过去，我们的祖上中过举做过官他们都知道的呀……祖母望着她，目光凝聚起来，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射出两道光来，好像把最重大的期望贯注进了她的灵魂，而眼前所要她作出的牺牲还只不过是她为此走出的第一步，至于委屈，那原是不可避免和应该忍受的。一刹那间她领悟了她的祖母，她和她的祖母其实是一个人，祖母老了，她必须接着祖母往前走。
“我去！我去！”当时她抱着祖母几乎是叫出了这两声，她的头脑里出现了家道复兴的景象，宅西的小花园整理一新，家中人丁兴旺，福星高照，而这一切的后面，是她的牺牲和努力，子孙们会永远记着她这一位复兴家道的乡下老姑母。
“我会回来的！”她心中发誓着这句话走出了巷子。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怎样回来、回来之后她将怎样去做，似乎已经想好、也似乎用不着多想，反正那已经是预定的并且一定要辉煌实现的，她一生的宏图大志也就在此。
迎亲喇叭乌呜哇哇吹出一片红光，她在那片红光中飞升、飘走；她心中挂念着祖母和父亲，化成遥远一个黑点的是老家的房屋和她走惯的巷子。她知道街上站满了看她出嫁的人，与她一起长大并且要好的对门李家、巷头李家的两个姑娘桂华和李兰一定挤在一起为她流泪。但无论是什么都已经不能进入她的心间，她的心思只盯着她即将在南乡开始的生活和她关于未来的宏图大志上。她在空中行、她在波上颠，花轿抬着她走出城、走下乡，乡野的气息透进花轿，她感到并不陌生、一股亲切的热流注入心间，她接受了她的命运并且走了进去。她做江家的少奶奶去了，她将生儿育女，江家的五百亩良田和她的儿女构成她的财富，让她能去重整老家。她所生的儿子当中必有一个要去承欢外公膝下，并且就在巷子里作为外公这一房的后代而繁衍下去，宅西小花园那块地方可以砌董新的房屋。这样想去，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时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一定是难以复振的了，可怜的祖母眼睁睁看着大伯父，二伯父病逝，又将眼睁睁看着她的父亲像一盏灯一样熄灭。父亲念大学时就得了肺病，回来后一直没有从事什么职业，不料想闲居在家时被一个做县长的同学请去做事，更料想不到的是才不过二年，同学就倒了台，被36军抓去枪毙了，父亲跑回家来，连连吐血，肺病加重。不但如此，父亲还落下了一个担任伪职的罪名，原来，那个同学做的县长是汪精卫委任的。接着而来的是母亲的离去。母亲为什么离去和到哪里去了，她至今也不十分清楚，祖母告诉她是她父亲叫她母亲走的。在许多个夜晚她悄悄地流泪，不是为她的母亲，而是为她的父亲。那许多个夜晚珍藏在她的心里，带着它的黑暗和温暖、宁静和神秘、悲愁和甜蜜，还有祖母房间里的古老气味；那时她思念着父亲并且知道父亲就正睡在西房间里，父亲的咳嗽声不时从那边传来，牵动她的心灵，祖母也时或在床的那一头发出一声叹息。
父亲足不出户本来是由于身患重病，后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人们看作“汉奸”。那种无形但包围着的压力她是感觉得到的，因为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的后面也分明就有关于父亲是汉奸的窃窃私语，她好像成了一个带有传染病菌的可怕的人，她饱尝被敬而远之的滋味，从同学们的眼中她发现了那种躲闪着的、对她的厌恶和恐惧。尽管她不认为她的父亲是“汉奸”，她的父亲却正以“汉奸”的罪名被抓进了县狱，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那两千大洋和她的出嫁了。她没有听到父亲对他自己的遭遇说过一句什么，父亲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服从着命运对他的戏弄和打击。沉默不语的父亲就是父亲留在她心中的形象。父亲穿着长袍子，或者久久站在房间当中凝望窗外的天空，或者久久躺在藤榻上动也不动。父亲长方脸盘，有一个高宽光洁的额头，面容瘦削、表情冷肃但依然秀俊。
坐在花轿里她还想到过她将来要报答桂华和李兰，这两个人是她童年的伙伴、做姑娘时的朋友，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坏心眼，一直把她当作她们三个当中最尊贵的来对待，也一直对她的父亲怀着敬意。在她出嫁的日子里，她们两人和她躲在桂华家后院的老杏树下抱头痛哭，她的泪眼望着她们的泪眼，那份最纯真的友情实在令人难忘，像一粒润亮的珍珠被收藏在她的心里，给心头带来温暖。
她带着祖上的余泽和家道的衰败来到南乡柴墟。当花轿进村里她才感到她并非一无所有，她最重的一份陪嫁就是她的祖上的荣耀，因此她在柴墟人的眼中是高贵而不寻常的。当然，柴墟人也会知道她家的衰败和那两千大洋，但如果她家并不衰败，她又怎能嫁到柴墟来呢？柴墟人心里还得感谢上苍给他们这个机缘呢！那猛地吹得洪亮的喇叭声和迫不及待似的倾泻而出的大小爆竹声是一片丰富的语言，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的头颅在柴墟可以一如既往地高昂，她给柴墟人带去了柴墟所缺少、所仰慕的东西，她随身带着一道光辉、照亮了穷乡僻壤。
夫家的乡村式的富有让她新鲜，但也始终隔膜，她根本没有把那里看作是她的家，她只是把那里当作获取她所需要的实力的地方。洞房花烛之夜她轻而易举降伏了她的丈夫，但当然牺牲了她的玉体。她不禁悲哀地想到：原来她的玉体就这样莫名其妙让这个陌生的乡下小男人如此便宜地占了！她忍下自己的哀伤和怒气，让丈夫承认：她是凭着两家祖上的交情嫁来的，而不是凭着那两千大洋。接着她就与丈夫约法三章：以后她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必须送到街上去、姓她的姓、承嗣她的父亲；必须给这个儿子在她老家的宅西花园空地上砌盖房屋；还有一条就是她要在柴墟办一个学校招几十个孩子来由她做老师。如今回顾，当时她可谓宏图大略，那前两条是她复兴老家的坚实起步，那第三条是让她摆脱屈辱、保持高贵，她不愿以江家少奶奶的地位在柴墟立足，她要有自己独立的身份。
她在江家和她自己的期盼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她的心放下了一块，像还债一样还掉了一笔重大债务。她的心里已经在想那第二个儿子，那儿子就要姓她的姓了，她的父亲和祖母将会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她满意地从第一个儿子看到，那脸模不像江家的人，而是像她，可她的脸模又正是她父亲的，这给她带来的喜悦非同寻常。
那二年对于她是奇特的二年，她感到自己艰难而又伟大，充满悲壮情怀。在四周无意义的生活中她找到了意义，她把自己本来飘忽未定的灵魂安放进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并且让它固定为一个在内心里含辛茹苦的形象。婚后当她出现在柴墟村镇的街头和田野；人们的目光四处射来，确定着她江家少奶奶的身份，目光里什么都有，但唯独没有对她的了解，她并不感到失望，感到的是凄凉孤独。她看着自己挺起的大肚有时会惨然一笑，她竟然要到柴墟来让自己变成这副模样，而别的道路对于她又绝对未有。
她依然清楚地记得她听到第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她感到自己深陷下去、又浮升上来。一切都进一步铸定，一切都不可改变了。她对自己产生巨大的怀疑，但一切也都来不及了。江家的人们抱着婴儿高兴成一团，她厌恶地闭起了眼睛。当人们把襁褓小心翼翼放在她身边，她充分体会到了她的无奈和无力，婴儿的一声啼哭把一股又热又酸的浪潮推向她的心间，泪水涌出，她不知道那是对她自己爱怜还是对那小生命的喜悦。当她抱着满月的孩子回到老家时，她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哭了。
那时在巷子里她会到了桂华和李兰，抱在怀里的孩子虽然可爱，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许只值得羞愧，她唯一能告诉她们的就是她在柴墟办起了一个小学。她详细介绍了她的努力，教室的安排、与原先的私塾先生的谈判合作、新式课本的购买、等等，好像她到柴墟去不是出嫁，而是雄伟地开辟乡村教育事业。桂华和李兰夸她“真不了起”，却只字不提她的丈夫怎样，她在夫家过得如何。她们在好心地回避她的羞耻。她们夸奖着她的孩子，说多么像她，好像生一个脸模像她自己的孩子是她到乡下去做的又一件“真了不起”的事业。就这样，连好朋友之间也虚伪起来难说真话了，多么令人惭愧和失望，但不能怪她们两个，首先是她在自欺、要脸，其实，巷子里谁不知道那两千大洋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