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方面，给予高等学校更多的自主权。高等学校不仅在内部管理方面享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在对企业、社会、本国或外国的高等院校联系方面拥有相当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权与决定权，从而进一步增强高等学校本身的活力以及对社会需求的应变能力。为保证高等教育机构内进行更大程度的参与和民主管理，每所大学在原有行政和科学两个委员会外，增设学习与生活委员会（CEVU），对这三个最高层次的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选举办法等作了新的明确规定。
另外，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府鼓励大学之间的学术竞争，支持它们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加强对高校质量的检查与评估。增设一些全国性或部际协调机构和咨询机构，加强预测和评估工作。具体做法是：成立了全面评价高等学校工作的“国家评估委员会”（CNE）。该委员会成员由总统亲自审定，对全国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定期向总统提交对高等学校的评估报告，并予以公布，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依据。这种新的评估方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不是依据行政程序，而是依据科学判断进行的。因此，它比以往由教育部进行的评估更受欢迎。
再有，在拨款制度上实行“国家一高校全同制”改革。国家—高校合同制是双方在共同确定目标的基础上，由国家根据各校招生、学习合格率、毕业生就业、科研和对外服务等，为学校拨款的制度。它改变了过去按校舍面积、师生人数下达经费的方式，实际上是一项鼓励政策，它有利于赋予高等学校“真实的办学自主权”。这项制度在1989年颁布的《教育方针法》中再次被确认。
继《萨瓦里法案》之后，1984年7月5日法国通过《高等教育指导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博士学位制度进行改革。根据该指导法，法国统一了第三阶段即研究生阶段的学位名称，并仿效其他西方国家增加了博士后工作阶段，设立了“高级科学研究资格文凭”，以培养领导科学研究的高级人员或大学高级教学人员。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取得卓越成就并通过其论文答辩后，可获得这种代表更高学术水平或更多学术积累的博士后称号。如此，有利于加快高级人才的培养，也使法国的博士学位与国际标准相统一。同时，由于政府对有资格授博士学位的高校以法令形式颁布其名单，也促进了校际间的竞争，推动了综合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萨瓦里法案》自开始酝酿起，就遭到了右翼各派的强烈反对，当法案在1983年秋季提交国民议会表决时，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辩论。反对派对法案先后提出2200多条修正案，法案本身亦险遭否决。该法案实施后，教育界人士对其仍毁誉参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职业化”上，其中针对大学第一阶段改革的反对意见颇为强烈。反对派认为：大学的任务应当是培养优秀的学术性专业人才，只有自由竞争、择优和淘汰才能保证教育质量，急功近利只会使高等教育和国家前途受到损害。因此，大学的民主化绝非在于扩大招生规模，职业化也不意味着放弃学术人才培养的任务。由于思想的分歧，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1984年改革基本没有涉及到十分重要的结构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职业化与减少淘汰之间的矛盾的有力措施，因此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作为一项条款比较完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需要的法案，1984年《高等教育法》虽带有较多社会党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它还是指出了解决法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大致方向，并逐步得到了实施。
总体而言，1984年改革是自1968年以来法国最大的高等教育改革，其深度超过了1968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触及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许多根本问题，进一步确立了高等教育的自治、参与和多科性三大原则。从实践上看，改革后不久，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辍学率就开始有所下降，表明改革产生了一定成效。
1985年，根据《萨瓦里法案》，国家教育评估委员会（CNE）逐个评估大学，这种评估有助于大学地位的加强和个性的突出。但是，从理论到实践，委员会与教育部互不买账，它的报告和建议也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虽然或者由于没有时间实施，或者由于传统的力量过大，或者由于势单力薄，这三次尝试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但是它们的启发意义不可忽视，应当被认作80年代末期重要改革的前奏甚至预演。
（二）《德瓦凯法案》
由于自1981年以来社会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再加上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的经济复苏显得步履艰难，通货膨胀、失业问题迟迟不见好转。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也未能如愿地复苏法国的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凡此种种，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
1986年3月，法国开始立法选举。3月16日，右翼两大党——保卫共和联盟与民主联盟获胜，在竞选过程中他们全面抨击了社会党政府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政策，在其所宣布的共同施政纲领中，教育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选举过后，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出任总理，组成新政府，从而在法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共治”的微妙局面，这一政治格局很快影响到教育领域。新政府执政后一再表示要对高等教育再次进行改革，要尽快以新的改革法案代替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1986年4月，希拉克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高等教育方面的自治原则最终应当具体化，无论是新生入学时的选拔，还是毕业时领取文凭，都应当如此。这就为新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定了基调：自治与竞争。
在希拉克的新政府中，教育部增设了一名主管高等教育与研究的部长级代表，全面负责原大学部的工作。另外，设置两名教育国务秘书，分别主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希拉克政府于1986年7月12日紧急批准了由国民教育部负责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副部长德瓦凯（Devaquet）拟定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即《德瓦凯法案》，并决定将此法案提交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德瓦凯法案》的基本思想是要体现“自治、竞争、效率”的原则。与《萨瓦里法案》相比，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1）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以“竞争、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口号代替过去的“开放、教学改革和职业化”的提法。要求高等学校要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鼓励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竞争，支持学校与个人敢于拔尖。针对法国大学新生质量较差及前政府允许所有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均有权进入第一阶段学习的规定，原则上虽仍承认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有权进入大学第一阶段注册，但同时认为各大学亦有权规定本校学生的注册条件，部分院校应当有择优录取新生的权力。另外，学区总长可以为被淘汰的中学毕业生推荐一个“中学后教育”的机会。
（2）在高等学校本身的管理方面，强调要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学校必须具有自主权和竞争力。为此，高等学校应当拥有重要的、直接的财政手段。新法案规定要给予高等学校完全的自主权，国家必须减少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使其实现经费自主；学校有权从外界获取资金并在一定限度内自行确定学生的注册费；在教学方面，高等学校可以颁发本校的文凭、组织本校的教学与科研；在招生方面，高等学校有根据本校情况规定注册条件和淘汰部分高中毕业生的权力；在学校管理方面，新法案缩小学生、工勤人员在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以确保教授、研究人员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
（3）在学位制度方面，试图否定前政府制定的新博士制度，重新恢复到1984年以前的两级博士制度。
德瓦凯法案刚一提出，即遭到左翼各派强烈反对。社会党人士认为，大学实行择优录取与该党提高大学升学率的目标不符。法案中关于高等学校有权决定招生标准、实行择优录取、有权提高注册费等条款，本意在于解决由于大学入学人数激增而办学的客观条件不足所引起的教学质量下降、学生中途辍学和淘汰率高等一系列矛盾。然而，如果按照这些条款，则意味着打破持高中毕业会考文凭直接升入大学的惯例，因而直接触及到学生及其家长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与抨击。
1986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在政党、社会等种种因素的促成下，法国爆发了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3周内，巴黎及外省的几十座城市的上百万大中学生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撤消德瓦凯高等教育改革法案。学生们高呼“永远不要这样！”斗争得到了包括广大学生家长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他们指出，在法国现今的高等教育中，“开放”型的大学占61%，“择优”型的大学校占31%。难道这样的比例还不够吗？提高收费只能进一步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增加普通家庭的负担，这与密特朗关于“消除不平等现象”的施政纲领相左。另外，各大学自行颁发文凭，加上择优录取，无疑会在“服务于公民”的大学之间造成“野蛮的竞争”，这是大学职能和民主化进程的倒退。因此，他们认为《德瓦凯法案》是“一个无人需要的法案”，是“一个政治上危险的法案”。
受左翼党派影响的法国总工会及其他几个工会亦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在此局势下，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12月8日，希拉克总理不得不宣布撤消《德瓦凯法案》，德瓦凯本人也因此辞职，这次改革至此中途夭折。
学生运动后，政府要求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协商，制定今后的高等教育政策。新政策制定之前，各大学仍执行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和1968年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同时，政府也采取措施，任命新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负责人，增加教育经费，维持现有管理体制，稳定局势。
（三）《教育方针法》
1988年5月大选，社会党再次获胜，密特朗击败希拉克，再度当选为总统，从而结束了“共治”政局。社会党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出任总理，组成新政府，并宣布教育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教育和研究，教育部升格为国务部，居政府各部之首，并由刚卸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的利奥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担任新的教育国务部长，其地位仅次于总理，统管全国的教育与科学研究。若斯潘上任后，大力推行教育民主化和现代化政策。8月，在教育部长若斯潘的主持下，做出了大学以和国家签订合同的形式分配经费的决定。合同制是一种措施，更是一种理念。它改变了大学的功能，要求大学制定主观目标与客观实际相匹配的总体计划和为实现这一计划而必需的合理配套政策，大学的地位因而得到加强。它重新设计了教育部的职能，即：不再统一具体管理各所大学，而是通过协商认可地方及学校的标准与计划，协调其实施。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专业自大学出现以来的过高地位，使之与国家（政府）和大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平衡。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89年5月改革正式启动。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每所大学都要根据自己的内外形式和特点，制定一个四年计划，作为校长与教育部谈判的基础；二是进行内部调整，在教育部设“规划与大学发展司”，负责有关事宜。改革开始时的重点明确，不是要求合同的文本如何详尽，如何科学，如何正规，而是要求以此把整个学校动员起来，产生合力，认识自己的长短，找到重点和方向，制定一份“学校的”（而不是某个专业的）计划，形成特色，充分利用学校的自主权得以发展。而新设的规划与大学发展司既得到了来自原有部门的一些职能，又被赋予了新的权力，统管并协调有关工作。此时教育部高层领导思想比较一致，部门之间配合默契，改革进展顺利。
1989年7月10日，法国政府颁布了由若斯潘提交的《教育方针法》及其附加报告，为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奠定了新的基础。
《教育方针法》指出：“教育是全民族的首要大事”，教育机构有责任开展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实际上，这种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基本上是由高等学校承担的。开展继续教育亦成为法国高等学校服务社会、与企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该法确定了到20世纪末法国教育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点。指出：要使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密切合作，进一步搞好中、高等教育的衔接，使高中毕业生到2000年达到同龄人的80%，加强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评估工作，提高青年的就业能力等。高中毕业生达同龄人的80%，意味着法国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数将增加一倍，这对法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此外，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的问题，早在1984年的《高等教育法》中就将“加强国际合作”定为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1989年的《教育方针法附加报告》指出，当代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科研往往要与国际合作直接相关。因此，面向欧洲和世界，适应欧洲统一市场的发展，已成为法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科研政策。
离开教育部长之任前，若斯潘曾在1992年3月18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上发表题为《法国高等教育应该革新》的文章，提出法国高等教育除了革新，别无选择。这篇文章本是为答复不久前法国各大城市大学生反对改革计划的游行而写的，实际上却成了他对自己任职的一个总结。在文中他总结了法国高等教育在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实行国家与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每四年签订一次合同的政策；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有所提高；建立了一种培养未来教学与科研人员的特别制度。这种特别的培养制度包括：使在高校教师培训中心就读的年轻博士生的研究经费增加一倍，并为他们增设5000个职位；进一步支持高等院校的科研及博士教育；实施一项大学生社会计划，内容是新增10万名享受助学金者，助学金数额提高28%；在1995年以前，计划每年增加大学生宿舍床位10000个，学生食堂餐位11000个；等等。在文中若斯潘进一步说明，2000年大学计划已起草完毕，为使这个法国调整高等教育的第一项计划顺利实施，若斯潘建议由国家和各地方行政机构通力合作，在5年内投资320亿法郎，其中160亿由国家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