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躺在病床上，还无法动嘴说话。那张嘴的运用，完全是单调的进食，全由杨春雪一匙匙地送下嘴去。她的这种耐心，总会联想到初次见面时喊妈妈的口型上，她不厌其烦地用自己绣花的手绢抿去李亮嘴下的残留物。后来李亮抛弃杨春雪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回顾当年那块带有姑娘芳香的手绢在他嘴角停留的一瞬，他的内心荡漾起无数个甜蜜的涟漪，经久不衰地扩展时的情景。
他将那双黑亮的眸子毫不吝啬地投向杨春雪，看到杨春雪灰色的军帽下，垂下几缕秀发，遮掩了她最美的一部分内容，那部分内容里有挺直的鼻，飘忽不定明白无误地呈现出羞涩的杏眼，那张无以伦比的美丽小口。
他笑了，是留驻在心里的那种甜笑，那笑通过眼睛表现出来的。杨春雪非常敏感地察觉出来，她只觑了他一眼，便躲过了那种勇敢的目光，与此同时，她的心也感到了滋润，手哆嗦着将米粥递向李亮时造成了流泻。她又很难为情地揩拭去了李亮嘴边的粥汁，但这丝毫也没有能够掩饰掉她内心的那份喜悦。
这里暂且或说有必要忽略掉杨春雪为李亮接屎接尿的难堪，那种尴尬对于我们是不难想象的。那个时代很容易用组织上的安排或是革命工作需要一类的词汇去说明。
真正的喜悦还是在杨春雪拆去李亮脸上的绷带以后才显现出来的。
杨春雪惊诧地发现，李亮正如她期待的那样，一表人才。
后来伴随着那场正义的战争一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浪漫的故事，那是在有关李亮提到他的牺牲的战马引起大笑后的那一天真正开始的。
他们俩并肩漫步在小溪涓流的树林里，留驻在他们视听感觉上，一直伴随着各种鸟的啁啾争鸣，夕阳透过树干的枝叶筛射支离出一个个破碎的场景，衬托着他们走向黄昏。
李亮的身体仍很虚弱，走起路来有些步履蹒跚。两条打着绑带的腿，被束缚得如同四根竹笋，若即若离地姗姗而行，两套灰色的军服被夕阳渲染成一派惨红。
“那匹马，真是棒极了。”李亮还在说他的那匹战马的主题。
“嗯。”杨春雪仰望着他，一脸的单纯。
“在战斗中，它多次救过我的命。”李亮说。
“嗯。”杨春雪附合着。
“马通人性哩。”李亮说。
“嗯。”杨春雪有些沉吟。
“这次要不是战马，也许我就没命了。子弹正好打中了马的头颅上，不然的话，那颗子弹就会穿透我的胸膛。这场大战打得太艰苦了，敌人的骑兵很精锐，没有我的战马，恐怕我早就没命了。”
李亮注意到半晌没听到杨春雪说嗯了，他不想顺着刚才的主题说下去了，他磨过身来看杨春雪。此时的杨春雪低着头踽踽地走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了，你？”李亮问。
杨春雪猛抬起头来，惊慌失措地应着，“嗯？”
“怎么了，你？”李亮又问。
杨春雪脸色绯红，她在思想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因而她对李亮突然发问道：“骑上那匹战马时，什么感觉？”
李亮大笑起来，说：“骑上去当然是绝顶威风。”
杨春雪仍然记得爸爸被敌人抓走后妈妈悲痛欲绝的恸哭。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模糊地知道爸爸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此时她还不知道爸爸那时已是那个城市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至她到根据地，妈妈才告诉她，那是叛徒的告密，敌人疯狂地镇压了那个城市所有的地下党人。杨春雪深深体会到自己为了爸爸的那个事业也同样应该用生命做代价的，这也就是在她接受那件女人不能轻易去做的事，尤其是十七岁的小姑娘难以启齿接受的任务时，她却心如止水，无所畏惧。那个时候她只想到爸爸在出门时那种镇静的神情，虽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但她清楚日寇和国民党干的那些事都是与爸爸的事业相违背的。
杨春雪镇静地接过情报，然后平静地去做首长和首长的妻子要求她干的事。她觉得那是一种光荣，根本想不到灾难会通过这个经历慢慢走进她的人生。
爸爸让敌人抓走后，没有任何下落。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是爸爸被敌人抓走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有人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当时杨春雪和妈妈已经躺下了，杨春雪听到妈妈支起身，很谨慎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等到再次响起叩门声时，妈妈才问：“谁呀？”
外面传进一个陌生男人的急迫的声音，“嫂子，是我。”
“你是谁？”妈妈又问。
“开门吧，我有急事告诉你。”外面的声音压得很低，听得出来那个人的声音非常焦急。
“我们家里没个男人，我不敢给你开。”妈妈很沉着。
杨春雪听出妈妈也很害怕，她没有了依靠，心里更是怕得不行。她龟缩在被窝里一动也不敢动，两只耳朵支愣着。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封信，你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再给我开门。”
妈妈摸索着起来，去点燃煤油灯，杨春雪看到妈妈的手抖得厉害，半晌灯才亮了起来。解放后的报刊宣传妈妈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与杨春雪眼中手在发抖的妈妈联系不到一起。
杨春雪抬起头，朝门的方向望去，借着微弱的灯光，见到门下侧的门缝中，慢慢地塞进一封信。妈妈走过去，小心地捡起来，撕开。
妈妈借着灯光看着那封信，看着看着便抽搐啜泣。那是爸爸的信，是就义前写的。杨春雪保留这封信长达十余年，那上面多是让妈妈把杨春雪抚养成人之类的话。这封信在她离开李亮时，她无法带着这封信回到母亲的怀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将那封信遗弃在李亮那里了。
我曾做过努力，寻找这封具有史料价值的信，但却始终没有找到。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杨春雪还能毫不费力地背诵出这封信的全部内容，虽然她的面部皱褶费力地追随着她嘴的动作，谁都不会怀疑她爸爸的这封信已镌写在她的心灵深处。
外面的那个陌生的男人是在隐约听到妈妈的悲痛的呜咽声后，才又轻轻叩门的。妈妈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外面的人，急忙过去开门。
这时，一个杨春雪当时认为是大人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闪了进来，很激动地握住妈妈的手，让妈妈节哀，说爸爸是个好同志，表现得很英勇。
杨春雪对我说，这个去了他家的人在解放后她也见过，当时是在她出生的那个城市当领导。杨春雪还被邀请去到他家里做客。那是杨春雪在省卫生系统工作时，去那个城市检查防疫工作时见到他的。那时的他根本认不出这个他曾抱过的这个叫杨春雪的孩子，是他带着她跋涉千余里路投奔到解放区去的。
在闲暇时杨春雪找到了一个机会向他介绍了自己。他端详了杨春雪许久，才理顺出这个革命的遗孤的由来。他兴奋地说：“都这么大了，都是革命的干部了。”他转身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当时，奉中央领导的命令，将烈士的家属转移到了解放区去，这个杨春雪就是转移到解放区去的数以千计的革命子女中的一个。”
当杨春雪向我道出这个人的名字时，我惊讶地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但我没有告诉她我惊讶的原因。我想自己的惊讶的程度她早晚也会有的。杨春雪和妈妈就是在那个夜晚由这个年轻的叔叔护送下，辗转了半个月才来到了解放区。
在杨春雪无路可走的时候，她曾想过找这个叔叔，但最终她还是选定了自己的去向，回到妈妈的怀抱，他要陪伴妈妈渡过自己的一生。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的同志朋友以及她工作的卫生单位告别，自己要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平静地渡过自己的一生。
杨春雪站在母亲的坟前时，如同站在历史的交界口。
她看到妈妈的坟上已是杂草丛生，在墓碑的上端刻着一个大大的红五星已破损得斑斑驳驳。妈妈是在部队战略上的转移后，留下来继续做这里地下党的负责工作，也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惨遭国民党的杀害。
杨春雪用手捋着妈妈坟上的杂草，历史又一次在她的手中无情地展开。
我看到当时的杨春雪正在穿过村心，左顾右盼，试图找到一张她所熟悉的面孔。但是这里再也没有人认识她了，她也想不起来当时她所熟悉的一些人的名字。战争带来的创伤，如同她母亲的墓碑一样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她突然发觉过去自己似乎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来，她已满足于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生活，而严酷的现实又一次将她轮回到了这片她母亲流血的土地上。
她找到大队部。大队长是个精壮的汉子，很是惊异地望着杨春雪，因为杨春雪穿着一身那个时代时兴的干部装，使他大为惊奇。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从省城来的干部会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安家落户，又是孤身一人，他也由此联想到了许多的是非出来。
“你为啥来这？”他问。
“因为我妈在这里。”她答。
“你妈住在哪家院里的？你是谁家的？”
“我妈在山岗上。”
“唔？”
“她已经长眠在那里了。”她说。
“是带红五角星的那个。”看到这个大队长眼神中的疑惑，她又说。
他沉思起来，似乎回想起一些久违的往事，或许他记起在山岗上确实是有那么一个带红五星的墓碑，孤零零地耸在那里。他终于把那个带有红五星的墓与眼前的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了，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问：“你有省城的介绍信吗？”
杨春雪说：“没有，但我有工作证。”
“那也行。”他说。
那个红色的工作证成了杨春雪定居权威性的证明，但大队长的疑虑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好在那里人根本就没有条件去省里调查。杨春雪在城里根本就不清楚，在当时的报刊上讲的早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能亩产万斤粮的社会主义农村贫困得连吃饭穿衣还会成问题。那时她所看到的离开了十多年后的老区景象，还不如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时的生活水平。她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怀疑那个年代浴血奋战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当时的杨春雪还是满足了，毕竟这里能收容了她。
杨春雪被李亮抛弃后，她根本就没想过再婚，她只想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安安静静地生活。原来她在卫生系统工作时，自己学了很多的医学知识，并且有些从医的经验，加上她又当过护士，她便借用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卫生所，遇上个红外伤、头痛脑热的、包扎、开个药一类还可以应付得过去。然而，一个孤身的女人，又是容颜娇好，城里来了这么个女人，自然会生出许多的不该有的是非出来。
她的悲哀就出在她是个孤身的女人上。
那时正是人民公社火热的年代，开山放炮造梯田。我正是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出生的，用我的灵魂和我幼小的生命敏锐也能感受出那个年代的热闹非凡。当时我常被父母扔在家中，由老保姆照看着。在那个年代，我很少体会到我所出生于那个母体的女人给我什么温暖，我感悟了这就是那个时代带给中国人的匆忙。
有人甚至怀疑过杨春雪去这个贫瘠的革命老区时的动机是否具有真实性，就连我自己也曾抱有同样的怀疑，我甚至怀疑那个队长留下杨春雪是否为后来的杨春雪的悲惨的遭遇埋下了更深的祸根。而当时杨春雪完全可以出示她的那些有用的证明，她有各级组织授予的军功章，还有最具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军区颁发的享受待遇的证明材料。
不论人们怎么去怀疑她留在那里的动机及其真实性，而事实上杨春雪确实被那里的人们这么轻而易举的收留了。
当时杨春雪并没觉察出悲剧正在悄悄地向自己走来。
从她在这里的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她还颇为自得。这里虽然远不如城市的生活富裕，甚至可以说是贫穷，但对杨春雪来讲，那种清贫的生活她还能承受。那时农村正在搞共产主义大食堂，吃喝都在公共食堂，住着自己的小卫生所里，她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经历。
三年的自然灾害再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水灾后又带来了虫灾，本来收成匮乏的黄土地，又一次呈现出了尴尬，庄稼颗粒无收。共产主义大食堂自然而然地宣布了破产，人们疯也似地去山里挖野菜渡饥。杨春雪常常见到过几个她熟悉的人，没精打采地走着，走着走着，腿脚无力地瘫软下去，便再也没有站起来。人们便会经常看到成批的送葬的队伍走过村落，将死者送上妈妈长眠的那个山岗。
那时的太阳也歹毒地睁着一只火红的眼睛，吞噬着人们的精髓。
杨春雪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当车老板的李虎子。农村把木匠、瓦匠、车老板称作技术工种，工分高于其他的社员。杨春雪的婚后确曾有过很长一段较富裕的生活时间，这种较富裕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李虎子告发杨春雪为止。
杨春雪忍饥挨饿的时候，她还没有把这个叫李虎子的车老板用正眼相看过。这里的原因，主要是李虎子的年龄也还只有二十刚出头，而杨春雪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上明显的差异，没有使杨春雪认识到这个男人到底会与她的婚姻能有什么样的关系。
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没有几个男人不是嘎小子，也就是说都没啥正经的。李虎子也不例外，村里人把这个看成最正常不过的了，如同正常的业余文化生活。三五成堆的人聚集一起扯闲调侃逗趣。在杨春雪开始的印象里只模糊地留下过李虎子是个嘎小子的印象，并没有用足够的姿态把这个李虎子当成大人来看待，只是到了家家都揭不开锅的时候，才看出他的优越来。
大牲畜在当时农村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车老板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李虎子赶车的技术是靠父一辈传下来给他的。他吆喝牲口，可以站在岸边挥动着鞭子，把河对岸的牲口赶过河来。谁都知道李虎子是老板李的儿子，从小就开始学车把式，要不是车板李从县城送公粮回来，认为轻车熟道，依着车辕睡觉时，不小心滚落到车轮下，被车轮压得脑浆迸裂，就不会有小车老板李虎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