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格非去年9月到人大课堂上来讲演，提到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起源，一个是朦胧诗，另一个是汪曾祺的小说。这让我有些吃惊。朦胧诗在8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重要到格非老师所说的那种程度，我还是首次听到。而朦胧诗之走进“新时期文学”，并获得广泛认可，除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另外一个“公众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就是影响深远的“朦胧诗论争”。一些关涉到“新时期文学”根本命题的观点，都在那场论争中提出来了，充分展开了，事实证明，它的意义已超出“新诗”范围，几乎覆盖了新时期文学的所有方面。所以，难怪连小说家都要说它那么“重要”了。
但我不想“复述”那段历史，描述它的过程，介绍双方争论的观点、分歧和问题。我的想法是想研究他们争论的“理由”是什么，在争论过程中哪些话语特征、批评方式在逐步地凝聚和形成。另外，跳出观念认同、价值判断的层面，我想“历史地同情地”看待争论双方的批评家，在同一个层次上修复被强加到批评家身上的“等级秩序”。为尽可能地呈现问题，在这里，我“发明”了一个关键词，叫批评的“对立面”。
在谈问题之前，我先做一点概念限定。我所说的批评的“对立面”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史概念，可能还不是一个批评的概念。之所以采用这个临时性的术语，是为了更确切地描述1979—1988年之间“朦胧诗论争”的状况，说明诗歌批评具有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质。它指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先把对方设定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采取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以及所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并使其丧失话语阵地的过程，使自己的诗歌观念成为诗歌界唯一通行的话语。众所周知，80年代这十年，小说和理论批评围绕各种问题展开的论争，在密集度上超过了当代文学近60年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无论怎么激烈，都没有像“朦胧诗论争”那样把对方确立为明确的“对立面”的意识和心态，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立性”的诗歌圈子、批评意识和话语方式[1]。容易理解的是，论争者的“对立面”意识过于鲜明、琐碎和敏感，与小说、批评等文类相比，也许这和诗歌舞台偏于狭小的历史境遇有关。“生存空间”的狭窄，又有利于培养、催生狭小、偏激、较真、尖锐和纯粹的诗歌意识及对诗歌的理解方式。这种文学角色和身份意识，使得我们在进行“文学”问题的讨论时会格外注意诗歌的个别性、独特性。于是，在讨论“朦胧诗论争”的“事件性”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像对四次文代会那样强调它与社会历史、文学史的广泛的联系，而偏向比较细小方面的“话语方式”的研究。它们在论争时常触及“大话题”，但在诗歌批评中只是作为一个大背景而存在，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它们“一尘不染”的写作及其文本的“纯粹性”。由此可以进一步发现，诗歌的论争最后都发展成为一种对诗歌“本质”问题的强调；在此过程中，批评者的“立场”往往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它们只有在“对方”存在时获得“意义”，一旦离开了“对方”，自己的价值也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