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霁虹桥要拆了，太可惜了。那种感觉就像故乡的老屋要被拆了一样。非常无助，身子非常轻。霁虹桥是一座纯粹欧洲建筑风格的桥。我清楚地记得它建于1926年。像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大桥一样，它是几代哈尔滨市民引以为骄傲的桥。市民们总是要津津乐道地向外地客人介绍这座桥，介绍这座桥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叫霁虹桥？
是啊，为什么叫霁虹桥呢？
我曾经在城建部门工作过六年，耳濡目染，这方面知识多少拐带了一点儿。我试着说一下。首先是这座桥的位置特殊——天下有位置不特殊的桥吗？没有。但是这座桥正好位于哈尔滨的道里区、南岗区和道外区这三个区的交界点上，它还是横越松花江之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是一座一桥多用的桥。所以它像市委常委一样有地位。很早以前，它还是一座木结构的桥。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永久性的桥梁。领导说话不像草民，说了，就建了。由当时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建筑师斯维利道夫和桥梁设计师符·阿巴力两个人合作，共同设计这座样子很欧式的桥。
我再试着介绍一下这座桥的样子。
这座桥的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桥塔，看上去颇像微型金字塔。铁桥栏上有好几个铸造精美、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徽。估计是铁路方面也出资了。这座桥有令人称奇之处，整座桥没有一颗铆钉，一个螺栓。为了兑现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构思，这座桥的建筑花费了大约30万大洋。
还有，这座桥为什么起名叫霁虹桥呢？我再试着说一下。
这座桥落成举行命名典礼，是1926年11月28日。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刘哲先生，在时任哈尔滨特别市市长储镇的请求下，欣然为该桥题名。刘校长援引了杜牧《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中的“霁虹”二字，为此桥命名。那意思八成是：霁虹者，谓雨止云散，长桥如虹。
我再报告一下以上我这点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我过去开大辫儿（无轨电车）的时候，经常从这座桥上驶过。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应当算年轻。但我在心里称自己是汉子、成熟的男人、犀利的男人、独立的爷儿们。我一生也未被称过“男孩儿”或“男生”。我觉得这样的称呼太奶嘴儿了。
书归正传。
我开大辫儿的时候，经常在这座桥上看到一个人。不知道他应该被称作中年人好还是中老年人好。这个人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我只要开着大辨儿经过这座桥，只要时间恰好碰得上，总能看到他从霁虹桥上款款地走过，他穿一双千层底儿冲呢面儿的中式圆口布鞋。然后，这双脚下了霁虹桥，去了紧挨着道里菜市场的市政府上班。下班，他照例走着回来。他有车，但他不坐，就这么走。
哈尔滨的市民都认识他，只要在路上碰到他，就和他打个招呼，匆匆的。之所以匆匆的，除了羞涩之外，我估计就是怕打扰老市长的正常走路。我负责任地回忆了一下，的确，没听说过有谁把市长拦在半道上递上呈子告状的。
总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老市长上班下班必定要走着经过这座霁虹桥。这已经成为该城市的一道风景了。让许多骑自行车上班的普通干部看到后有点不好意思。通常，当干部的人心理都复杂。
后来，我改开小面包车了，我觉得无轨电车上的那两条大辫儿对我是一个束缚，车开得郁闷。开小面包车期间我跟这位老市长有三次接触——对，不止三次，三四十次也多，检查市容也好，拉着外地客人参观市容也好，老市长是主讲人。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一点有关霁虹桥的故事呢？有些知识是风刮到耳朵里去的。我是说，老市长与我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共三次。
我是70年代中期，调到市政管理处开小面包车的。作为一名司机，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小面包车，而且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辆小面包车。平常总有不少市民还在我的车前拍照留念。我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有滋有味儿的生活。但是，我的住房情况就与我开的这台漂亮的车无法相比了。
我住的房子很小，连厨房在内，共8.12平方米。当年老市长管城建，包括房地局。我想，我当时应当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政治上也相当不成熟，没有参政议政能力。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有机会拉着老市长去开会，或者干其他的什么事情。说得对，我并不是他的专职司机。我猜老市长的专职司机一定很清闲。
我还说我的住房。虽然我的住房比较小，但那时候我的脑子比较空，装着许多好玩儿的东西，不懂得去抓住机会。是，现在会了，但已经晚了。但一位懂得抓机会的科长，一次他好心地提醒我说，阿师傅，你应当写个申请，递给咱们市长。
我好赖不知，愣眉愣眼地问，干什么？
科长吃惊地说，傻子，要房子啊。
这位科长姓董，如果我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我就建议给董科长塑一个金身。
听了董科长的具体指导之后，没心没肺的我也没怎样的欣喜若狂，不过还是写了，我原则上认为这是董科长为我好。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当初那份住房申请是怎么写的了，我粗线条地认为，8.2平方米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年，住8.12平方米的市民肯定有，但不会很多。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觉得住8.12平方米怎样的局促。我老婆也是这样。我想，这是我们爱情的一个基础吧。
申请书写好以后，董科长自告奋勇替我转递给老市长。
具体情景是这样的。
当时我正在前面开车，红灯停，绿灯行的。董科长和老市长坐在后面，还有另外几名这个长那个长的基层干部。董科长把我的那份住房申请书从皮包里掏出来，非常自然地递给了老市长。老市长看完了以后，非常自然地掏出钢笔，垫在膝盖上，在上面签了字，又还给了董科长。董科长看了一眼之后，说，谢谢市长。又非常自然地把申请书放回到自己的皮包里。然后，他们继续谈工作。这件事情就算完事了，非常简单，前后也就三两分钟的时间，比申请生活困难补助要简单一万倍。
……
老市长是这样批示的：请市房地局给予解决。下面是老市长的签名，还有年、月、日。这件事情我告诉了我媳妇，我没觉得她怎样兴奋。那个时代的女人似乎都有点木，用现在的话说有点“二”，你搞不清楚她们的兴奋点在哪里。不像现在女人的兴奋点都很明确，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绝对不含糊。
于是，我把老市长批的批件专程送到了市房地局。
市房地局那个大马脸的女工作人员歪着头看了一眼批件，又抬头看了我一眼，低眼看了看我胳膊上戴的套袖，接着又歪头看了一眼批件，然后才说，你回去听信儿吧。当时我并没怎么牛啊，但认真地回想一下，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儿牛，或者大马脸认为我有一点儿牛。谁知道呢。那就回去听信儿吧。
听信儿，是中国民众政治生活中经常遭遇的事情，许多大喜大悲的事情都是在听信的过程中发生的。隔了三天，我被通知去市房地局。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我马上就开车过去了。当然也没怎么太激动，那个时代的男人除了政治性的激动之外，纯个人的激动不多。
由于是市长批的件儿，接待我的是市房地局的一位副局长。我还记得他办公室的书架很高，好像是苏联房，阳光从又高又窄的窗户射进来，有一半斜射在他的写字台上，而他则隐在暗处。这位副局长是一个中等个儿的瘦子，一脸的疲倦，好像有点儿冷，可能感冒了，不断地咳嗽，但态度不错。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有点儿同情他，我希望阳光能移过来照在他身上，这样他会暖和些。
他说：咳咳，阿成同志——叫得很亲切。我还是第一次被人称作同志，好像我是延安过来潜伏这里的地下工作者。但我认为，他绝对不是跟我耍官腔。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咳咳，市长批的嘛，当然要解决。但是，咳咳，阿成同志，市长批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咳咳咳，咳咳咳，有关个人申请住房的批件一共有200多份。咳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如果全部解决，咳咳，恐怕得着手新盖一幢楼……
我一听，乐了，但副局长没乐，人家局长知道什么时候该乐，什么时候不该乐。而我呢，是几十年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才开始注意掌握这方面的分寸。
副局长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看你就得排队等啦。你看这样处理可不可以？阿成同志。
这回他没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没咳嗽。
我说，可以，局长同志。
这是我第一次和市长接触。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好市长，还是一个有幽默感的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