褥子底下塞满了示爱的纸条，雪地上留下永不分离的誓言。
——二丫
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去，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澜一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
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1996年，我的病情恶化，又做了一次手术，左肺被切除，右肺仅剩三分之一功能，那次花去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暗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去。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也许会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又一个绝望掐住我的脖子。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我小时很苦，我爸过去是德都县粮食局质检员，1958年大跃进，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家人下放到我妈的娘家——庆丰大队二小队。父亲不会干农活儿，在大队记工分。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的身体不好，工分挣得少，家里很穷，我四五岁，一双草鞋和弟弟俩人轮着穿。北大荒的冬天多冷啊，我要出去上厕所得跟弟弟商量，让他把鞋子脱给我，从厕所回来再脱下来还给他。
六七岁时，有一次我发烧咳嗽，父亲花一块多钱给我抓了一副中药。药熬好了，父亲逼着我捏着鼻子喝下去。我喝下去又“哇”地吐出来，连刚喝下的子粥都吐出来了。父亲用碗把我吐出的东西接住了。他说：“你给我喝下去，一块多钱啊。多少人想喝这药还喝不起呢。”父亲命令我站到墙角，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将那个碗递给我，让我再喝下去。我是流着眼泪和鼻涕把那碗东西喝下去的。
家里穷，姐姐早早就出嫁了。我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下田了。艰苦的劳动养成了我泼辣要强的个性。那次刘行军弄错了药，我气愤得冲上去要挠他，再见到他时，我很不好意思，有一阵总躲着他。他偏偏总来我家，成心跟我过不去似的。我的父母挺喜欢他，有的知青半夜三更下地里偷青玉米，烤着吃；偷别人家的下蛋母鸡，杀了煮着吃。他却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他勤快，谁家的活儿都干；心地好，不管屯子里谁病了，哪怕深更半夜也要背着药箱出诊；虽然那次给我爸抓错了药，可是他的医术真的不赖，黑灯瞎火也能把针头扎进静脉。
我那次去外屯换鸡蛋回来，远远就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没想到是他。他给我一个纸条，说他喜欢我，问我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我还不到16岁，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不敢跟父母说。他催我表态，我只好写：“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直到35年后的今天，他还经常用这句话来取笑我。
我的纸条既没表示同意，又没有拒绝。他一如既往，天天来我们家，每天要偷偷地在我的褥子底下塞张小纸条，无非是今天卫生所来了一个病人，谁家的孩子病了，他去打针了。写的全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没有甜言蜜语，也不会有甜言蜜语，那个年代不兴这个。
没多久，我的褥子底下就积有许多纸条，有一天不小心掉在地上一张，回娘家的姐姐捡到了。姐姐不识字，见叠得规规整整就以为是父亲记的账，交给了父亲。那天收工回来，爸妈的脸色都不对，我也没敢问。晚饭后，爸爸喊我：“过来过来，这纸条是什么意思？”我一下就傻了，低着头不敢吱声。
父亲厉声问：“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依然不吭声。屯子里把谈恋爱看成是丢人的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人家是大城市来的，早晚要回去的，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你？再说了，你这么小就弄这个事情，还能有前途吗？”
我在生产队干得不错，16岁就当上二小队的妇女队长，正在申请入党。那个年代的人把政治前途看得比生命还重，父亲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的眼泪一串串落下来，最终忍不住号啕大哭……
从那以后，刘行军再来家，父母就不给他好脸色了。母亲摔打着手里的抹布，撵他走：“该走了该走了，别人家到卫生所找不到你，还得到我们家来找，影响不好。”可是，燃烧的爱情哪能这样就叫停了？
头天晚上撵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偷偷地把给我买的衣服、袜子、雪花膏等东西塞到我的褥子下面。他挣的工分不少，一年大约能领回70元钱，在当时这是很大一笔钱。当他看见我穿上他的新袜子，就在纸条上写：“新袜子很好看，二丫更好看。”
我也想给他买点什么，可是手里没有钱，挣的钱全上缴父母了。冬天，刘行军打小麦子，累得快不行了。父亲让我买东西，我贪污了4角8分钱，给他买了两盒葡萄烟。他宝贝似的舍不得抽。
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没明确向他表示同意，可是我们已相信对方属于自己。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三年间我们只有过三次约会。
第一次是1975年冬天的晚上，我溜出家门，刘行军在房后等着我。我们踩着积雪，手拉着手，顺着国道往前走。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牵异性的手，紧张得发抖。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灯光像两道利剑直逼过来，我们吓坏了，急忙跳进路边的壕沟。
第二次约会是1976年春天，这次也算不了约会，我收工后去房后放锄头，刘行军在给桃树打枝，我们在树下碰到了。
“你回来了？”他轻声问。
“回来了。”我特别紧张。
在我转过身要走时，他把我拉住了。我一回头，他的双唇就迎了过来。我们的唇轻轻碰一下，像触电一般迅速分开，我掉头就跑。
那是我们的初吻，惊慌、甜蜜了许多日子。
第三次约会是在1976年，刘行军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别的苦涩像海水浸泡着我们的心。那时，已有知青返城，知青点的点长曲胜辉在1975年被推荐到哈尔滨上大学了。刘行军跟他是坐一个火车皮来的。他的父亲也是走资派，但他干活玩命，得到社员的认可，入了党。他跟刘行军关系很好，他的走让刘行军情绪低落了好一阵。
刘行军没有离开黑土地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北大荒，习惯了漫山遍野的雪，凛冽的西北风；习惯了一望无边的黑土地上，大片大片玉米高粱……还有，这里有他的爱情。我的父母已默许我们之间的交往。我们在偷偷地作结婚的准备。刘行军已悄悄买了红底绿花的被面、鸳鸯戏水的窗帘、红喜字儿的脸盆。我们还打算找一块地皮，盖几间土房，屋前种菜，屋后栽果树……
刘行军的父亲解放了，他在牛棚关了七年。得知我们的情况，他对刘行军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嘛。你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这很好！”他还跟我父亲通过几次信，鼓励我说：“好好干。郭凤莲也是农村的，在农村一样有前途。”大人的默许让我们幸福无比。
从上海来了一个知青慰问团，由老干部组成的，驻扎在县里，帮助知青返城，或在当地解决工作。他们给刘行军介绍了县里的几家企业，刘行军没有动心。大庆油田来招工了，多少人都向往去大庆上班，屯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去报名了，刘行军也没动心。1976年冬天，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其中一个是佳木斯医学院。刘行军动心了，跟我商量：“我在卫生所干得不错，但终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能做药剂员。若能读几年医科，回来就能做医生了。”
缺医少药的乡下，医生很受人尊重。我痛快地同意了，浑然不觉我的爱情正面临着危险。
1976年底，刘行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佳木斯医学院，是华东师范大学。原来公社开会研究时，有一位副书记在大队蹲点时认识了刘行军，对他很有好感，他说：“干吗要读佳木斯医学院啊？不是有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吗？让这孩子回家吧。”
刘行军蒙了。他哭着找我：“丫儿，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说“你别去了”。18岁的我根本就不懂得爱情里的算计和防御，即便料想到离别后那悲惨的18年，也决不会牺牲他的前途成全自己的爱情。
那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他早早就等在村小学起了一半的教室地基前。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被照得明晃晃的，亮如白昼。我有点伤感地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不知道人会不会圆。”他说：“会的。你不信？我发誓给你看。”
我们像孩子似的用手扒两堆土，分别在上边插上一根草棍，双双跪下，对天发誓：“二丫此生非刘行军不嫁！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回来娶二丫为妻。刘行军此生决不负她！”
就这样，刘行军离开了北大荒。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我和他的生离死别。那时我坚信他会回来，我们的爱情像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开得正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