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秦蕙田作《五礼通考》，依《周礼》吉、凶、宾、军、嘉，立为五纲，凡历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曾涤笙尝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为“四通”。然其分门之法实不合。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
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所载之礼，今尚有用）。《通考》综朝觐巡狩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题，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觐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籓，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
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然吉、凶、军、宾、嘉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时代之礼制，后世有不能沿袭者）。《周礼》大宗伯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朝觐会同），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冠、昏、宾、射、飨、燕皆在嘉礼）。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故《五礼通考》之名与其分类皆未当也。
《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项，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书为最重要，其言五礼亦备。此外则《通考》亦有用。曾氏家书，命其子熟读《通考序》，可见注重《通考》矣。凡人于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实得力于《通考》，“四通”之说，欺人语也。
民国以还，在官多寡学之徒。叶德辉尝告余：“康氏自以为是，不足与言学问。梁氏之徒，尚知谦抑，尝问‘欲明典章制度，宜读何书？’则告以‘可读《通考》’。”余问：“何以不举《通典》？”叶笑曰：“尚不配读《通典》也。”余谓应用于政治，读《通考》已足。《五礼通考》之类，政治中人，未有好读之者，读之亦无所用。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声价。实则此书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远。
至于皇朝《三通》，通非所通。《五礼通考》以行政制度归入五礼，亦不通也。今人欲读政书，自以《通典》、《通考》为最要。《通志》已无所用。至读皇朝《三通》，则不如读《大清会典》。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须熟读者，只《通典》、《通考》二书已耳。
治史明辨
